：『举官虽是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光曰：『自来执政只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韩维曰：『光所言非是，岂可直信举者之言？今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公著曰：『近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光又曰：『资格岂可少？』维又曰：『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竭告，自是不复入朝。
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论及人材之难。上曰：『只为难得全者，有材者无德，有德者无材。』对以为：『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若当局务之任，则用材可也；若当献纳论思之地，须用德方可。』帘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頤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入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苏辙言：『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左右司看详施行。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进士、补荫与夫纳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滥者，但曾一次预荐，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臣以为有可罢者，纳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资萌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为祐紹圣，則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明堂体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辽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谓轼知言。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始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章惇、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谓光之勇，孟轲不如。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大事记》曰：变熙宁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叶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当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著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俱非朝廷本意。当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虑矣。
吕公著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宽剩之数，别无下户虚纳之患。保甲之法，只令农隙教刁，则不至有妨农之惠。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曰：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則不容以太急。膏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保马、户马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新经字法可度，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暝目。至于言朋党之祸，則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荐享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苏轼为翰林学士，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右谏议大夫，苏辙为起居郎，王岩叟为侍御史，朱光庭为左司谏，王觌为右司谏。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余并全放。仍自元祐二年为始。傅尧俞言：『资助役人，臣未敢详定。如以差法为非，自可复为雇法，不须无事徒此纷纷。』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章交上几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孙升奏：『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