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为象，三阳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而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更额不难定也，今左选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人。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荆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剩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剩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知元丰吏额事，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剩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剩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之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因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言事者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癸卯，刘挚言：『昨邓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兴，以至罢三四台谏。今来温伯久已就职，梁焘等已别与差遣，理合宁帖，然而中外人情依旧未安，盖缘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温伯虽别无罪状，而其进退之间，所系亦不为校陛下何惜暂辍温伯[1]，选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动，则众人自安；众人既定，则温伯便可复召，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闻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戌，梁焘、朱光庭累乞外任，刘安世乞宫观。诏以焘知郑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更被褒迁，得罪清议，安世固不受。』于是安世与梁焘、朱光庭同出。焘、光庭所以乞外，皆为邓温伯故也。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
九月壬午，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读书，讲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癸巳，诏罢都提举修河司。是日，诏导河水入汴。己酉，徐君子、虞策并为监察御史，苏辙、邓温伯荐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百禄权知贡举，顾临、孔武仲同权知贡举。
二月辛卯，刘挚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权知开封府，王岩叟充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丁未，左司谏杨康国奏：『臣累弹苏辙不可为执政，陛下以辙兄弟并有文学，岂不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亦有文学乎?辙兄弟比王安石则不及，当与章惇、蔡确、吕惠卿相上下，其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问则并过之，虽辙亦不逮其兄矣。』辛亥，王岩叟奏事罢，留身曲谢。岩叟曰：『陛下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凡所改更，务合人心。愿每于用人之际，更加审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说与官家。』因少进而西曰：『陛下今日进圣学者，正为要理会邪正两字。正人在朝则朝廷安，人君无过举，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进，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