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谓也。按南渡六朝之遗迹，则舍建康不可。虽然，欲谋进取，则非坚坐不动之所能。臣切谓惟荆襄为胜，诚能屯唐、邓、襄汉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军筑坚垒[1]，列守汉上，阻以水军，经以正军，纬以弓手,民军牵制江、黄，呼吸卢、寿，则进取之基立，然后陕西声气血脉通达，而骑卒可至川广之富，皆犹外府易以拱把。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堠，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舆卫。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缓辔而上，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挺刃之余民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虽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则书传所载周宣王、汉光武之事皆力妄言以欺后世，无足信矣！其六曰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巩固基图，绍延佑命。原其用心，盖以天下为公，而不以为私分也。今宜于同姓中不问亲疏，选择贤才，布之中外，广加任使。其望实杰然出众者，陛下宜留之宿卫，夹辅王室。其有克敌戡难之功者,宜渐为茅土之制，星罗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雠敌知赵氏之居中国者尚此其众，则其扑炎灾火之横心、立异姓之逆谋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夫创业垂统之君，必立纪纲以遗子孙；继世承序之君，必守纪纲以法祖宗。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必退矣。势不两立，而于君子为难。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不知此时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几何，岂堪此辈大言轻舍，尽输之夷狄耶?夫以贤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贤，此熙宁以后陛下之家戒。矧当今日否塞之气充牣于中原，阴长之滋勃兴于夷狄，非得希世异材，上下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复而否何由倾乎?此纲纪国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今儒学衰息，未有巨贤硕德屹乎朝廷，以收运筹指踪之功。陛下所深恃以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将耳。夫此数人者，以近时论之，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厮役，况望古昔名将乎?而偃蹇厖然，当负重寄，使平寇盗，尚或未能，岂敢冀其向敌人发一矢也?自愧无以塞责，则大言诡论以上欺睿听；慢辞倨礼以下视朝士，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敌人方强，不可与争锋，必退避自保，乘时而动。又不钤勒其众，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覆循环，无有穷已。其为国家之害，岂文臣所敢望哉?臣愿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礼貌，常使南衙朝士气势重于此曹，天下抱才自爱之人必愿立于左右，缓急之际，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于帘外倒杖声喏而过，今见其分庭抗礼矣。推此类非一，日长不己，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是自削堂陛，无复等威，亦将何所不至哉?此纳纪国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笃实躬行之士，而舍浮华轻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风俗。本朝自熙宁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绝灭史学，倡说虚无，以同天下之习。其习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适于实用。今乃有身为从官而自陈磨勘，乞覃恩转官不以为耻者矣。推而上之，见利必忘义，贪得必患失,遗其亲，后其君，背叛篡夺，便可驯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万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则天下之忠顺者来矣。好贤远佞，则天下之名节者出矣。赏清白，则贪污者屏矣。崇行义，则奔竞者息矣。旌能实，则谬诞者惩矣。贵忠厚，则残刻者远矣。至于文辞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诚不宜任用，以为浮薄之劝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让。」及为邦昌作请罪表，则曰：「仲尼从佛肸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世所谓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随之，陛下何利焉?此纲纪国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过，鄙夫陋儒以智诈谲诡为术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与契丹结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动。宣和宰相王黼一旦败盟举兵，结远夷，伐与国，取景德誓书还之天章阁，天地鬼神所临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金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惹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耳。失信之祸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为过。而近日以来，朝廷失信于民尤甚，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如所谓「已差下人别与差遣」，承受既数,奉行实难。不曰略与应破指挥，则谓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风，远而四方,从可知矣。百姓虽愚，然习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