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凡十六，其论中兴及金人失信[2]、襄阳形势与和战、朋党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劳久之。其论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来，不过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请详言之：方宣和间,遣使与金人结约海上，同谋契丹，厚与之赂，而得云燕之地。以为失信于契丹则可，以为失信于金人则不可。其后金人败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则金人之失信一也。敌骑犯阙，勤王之师未集，议者一切以不可许者许之。当时所许乃城下之盟，神祗弗听。元约肃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挟肃王以渡河。劫掠子女玉帛[3],杀戮尤甚，尼雅满复犯威胜、隆德等州，此则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镇，三镇之人守死不从，此特中国之人不愿沦于夷狄耳。渊圣奉书请增岁币以代三镇租赋。金人挟此，遂有再入之举。朝廷遣执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北边，往往为两河之民所杀，如聂山、王云之流是也。敌骑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犹假和约已成之说，以款勤王之师，策立逆臣，易姓建号，此则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负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于中国，正犹盗贼劫略主人，恃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犹自以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愿下明诏，详述自宣和、靖康以来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几人百其勇,士气自振。』
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绫纸钱。礼部尚书李光兼权刑部尚书。时临安府多火灾，或顷刻爇千百家。右谏议大夫赵霈建言请峻其刑名，庶火初作，众亟扑灭。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诏，乃抗疏：『天灾谴告，人君宜修德以厌之，不当滥及无知之民。』朝廷谓刑部有司也，抗疏为非,而谏官之论当略为施行。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董弅白宰执曰：『二者之论俱不过，使两易之，则各为举职矣。』已巳，淮南东路兼镇江府宣抚使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徙镇武宁、安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讨使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徙镇武胜、定国，襄阳府置司。时朝廷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沉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李纲入辞,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贵精不贵多，多而不精，反以为累；阵贵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阵者。愿明诏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补也。朝廷近来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有宜预备者五，有当善后者二。今降官告、给度牒、卖户帖、理积欠，以至折帛博籴、预借和买，名虽不同，其取于民则一，而不能生财节用，核实懋迁，一也。议者欲因粮于敌，而不知官军抄掠甚于寇盗，恐失民心，二也。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不务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与诸路之兵尽付诸将，外重内轻，四也。兵家之事行诡道，今以韩世忠、岳飞为京东、京西宣抚，未有其实，而以先声临之，五也。且中军既行，宿卫单弱，肘腋之变，不可不虞，则行在当预备。江南、荆湖之众尽出；敌或乘间捣虚，则上流当预备。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假使异时王师能复京东西也，则当屯以何兵，守以何将?金人来援，何以待之?万一不能保，则两路生灵虚就屠戮，而两河之民绝望于本朝。胜犹如此，当益思善后之计。』纲又言：『今日之事，莫利营田，谓宜令淮南、襄汉宣抚诸使各置招纳司，以招纳京东西、河北流移之民，拨田土，给牛具，贷种粮，使之耕凿；许江、湖诸路于地狭人稠地分自行招诱，而军中人兵愿耕者听。初年租课尽畀佃户，方耕种时，仍以钱粮给之，秋成之后,官为籴买，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后，乃收其半，罢给钱粮。』此其大概也。诏都督、行府措置，其后颇施行之。庚午，诏南剑州学春秋释奠，就祭陈璀祠堂。用给事中张致远请也。癸酉，诏川陕宣抚司以礼敦遣和靖处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于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辞，误蒙告命,赐之美名，听其退处。兼以所习迂阔之学，施之事功，无一可者。愿赐寝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乙亥，诏江东宣抚司统制官赵密、巨师古军马并权听殿前司节制。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浚奏乞降圣旨，而俊亦禀于朝，赵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诸军，若号令不行，何以举事?』俊亦不可拒，乃责俊当听行府命，不应尚禀于朝。复下浚一面专行，不必申明，虑失机事。时议者以为得体。至是，浚终以俊不肯分军为患。鼎谓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耳。今杨沂中武勇不减于密，而所统乃御前军，谁敢觊觎?当令沂中助世忠，却发密入卫，俊尚敢为辞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已卯，新知筠州陶恺送吏部与监当差遣。恺既补外，上谓近臣曰：『恺谕事言皆劫持,虽灼见怀奸，以其议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复奏：『恺所言劫持怀奸，诚如睿旨，而迹其情状，有不可贷者。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时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万计，于是进用司马光、吕公著等，逐蔡确、章惇之徒，除去新法，尽复祖宗之旧。终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绍圣元年殿试，进士李清臣撰策题,其略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