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之所经营，朝论之所商确，专意和议，莫不幸其将成矣。臣意敌力弱未瑕，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见。料敌上策，还梓宫、复母后，舆地来归，不失前约，结欢笃好，以怠我师，迟迟数年，兵无战意，然后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诏，假如变置大臣，更立后妃，将何以塞请？敌出中策，则必重邀，求责微礼，失约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将有所付。敌出下策，怒而兴师，直临江表，势似可愕，而天下之乱，或从此而定矣。』新除徽猷阁待制尹焞固辞新命，且言：『臣前所陈述，乃事君之大义，人臣之常分，尽出诚实，非为矫伪。』上察其诚，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焞又请追还职名，不许。壬戌，新知福州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癸亥，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起居郎施庭臣并罢。其后秦桧拟如渊知遂宁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兵部侍郎张焘辞往西京朝谒陵寝。壬申，醴泉观使赵鼎知泉州。鼎寓居会稽，秦桧犹忌其逼，乃以远郡处之。己卯，临安府火。庚辰，日中见黑子，月余乃没。吉州名解进士周南仲上书言：『臣于去年奏陈十事，陛下既赐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钺，采取天下舆论有五不可、三急务，以为今日献。所谓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议；欲务万全不可失机会；欲复中原不可居东南；欲驭诸军不可不将将；欲得贤才不可废公论。所谓三急务者：一曰重国柄；二曰蓄边略；三曰择守令。』
三月丙申，知漳州廖刚试御史中丞。刚首奏：『臣职在搏击奸邪，当思大体。若乃捃摭细故，矜一得于狐兔之微，则非本心。』他日入对，又言：『今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盖不一。其原则在于人主之一身。若意诚心正，以照临百官，则是非不紊，奸邪洞见，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中书言：『昨修《执政拜罢录》详略失中，本末差舛。』诏史馆重行编修。秦桧之初免相也，上以御札斥其罪，而一时制诏，《拜罢录》具焉。桧欲灭其迹，故有是请。丁亥，和州防御使璩为保大节度使，封崇国公。甲午，诏璩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四月己未，新荆南路安抚大使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初，纲奏辞新命，又上疏言：『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亟奋亟踬，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关于国体。』故有是命。甲子，孟庾为河南府路安抚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路允迪为应天府路安抚使，兼知应天府，充南京留守。戊辰，上谓大臣曰：『韩世忠欲献骏马，朕命留以备用。世忠曰：「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朕曰：「不然，敌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间瑕广武备，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敌矣。和议岂足深恃乎?」』庚午，上谓秦桧曰：『陕西诸将既叛复来，缓急金人败盟，难以责任。朕谓中原尚可从容图治，至如陕西五路，劲兵良将所出，他时当用腹心之臣可也。』乙亥[1]，诏韩世忠、张俊及随行将佐并赐燕临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赐建康永丰圩田千顷。世忠辞不受。司农卿莫将论财用五说，曰冗官滥费，榷法虚文，名色轻隐，钱币轻荒，储积不固。诏权户部尚书梁汝嘉与将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赵鼎之始相也，葵在台中，尝连章极论赵子淔不可用，语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桧独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台。一日，内降差除四人，葵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桧始不乐。戊子，判大宗正事士??、兵部侍郎张焘朝谒永安诸陵。前二日，士??等至河南，民夹道欢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得为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涧水自兵兴以来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祥。甲午，尚书都官员外郎丁则知道州，秘书省正字汪应辰通判建州，枢密院编修官赵雍通判泸州，皆以论事忤秦桧，故出之。枢密院计议官曾?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自淮南复置监司，而盐事以漕臣兼领，至是复置官提举。壬寅，诏自今百官并久任，有如侥冒陈乞之人，取旨黜责。时殿中侍御史周葵论：『自顷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赏轻而人有奔竞之心，刑罚弛而下无畏服之意，风俗不靖，职此之由。』左迪功郎张行成献《询荛书》二十篇，其首曰定谋，次曰审势，次曰议都三篇，次曰议地二篇，次曰议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亲，次曰搜奇，次曰省官，次曰惜谷，次曰实内二篇。
六月辛酉，权吏部侍郎谢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论赵鼎落职，于是章氏诸孙咸集阙下，再谋理诉，并及史事。上偶知之，谓执政曰：『闻章惇家有人欲陈诉，以赵鼎去，便谓事有更变。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闻?有从官为之主议者。』执政奏：『谢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以传示后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桧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