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蒙圣慈特赐宣问，亲奉玉音，以谓僖祖之庙自不当迁，至于再三。不谓孤论难持，竟亦无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颜。尚借宠荣，许仍旧职，非但有乖舆论，亦恐上累清朝。』其第四奏乞致仕，略曰：『不意病势危笃，自知难恋圣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见系庶官，不敢专具奏牍，遂申本贯，依条陈乞。恭奉圣旨，未赐开允，唯是区区，本以乡来入侍日浅，自知未有毫发报称，不当仍带旧职，出领祠官，所以恳避再三，即非过为沽激，所有昨来陈乞致仕，实缘病势危迫，方敢冒昧。今虽苟延喘息，终是不堪。异日使令，不敢更叨廪禄，以速满盈之咎。』其第五奏自劾妄议山陵事，略曰：『去岁曾因集议永阜攒宫，妄意辄陈管见，欲乞少宽远日，改卜神皋，庶妥威灵，以延运祚。今者伏睹进奏院凡前日小大之臣曾议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尝面奏，其迹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以漏纲，未抵谴诃。若遂隐匿不言，更冒荣宠，窃虑祗受之后，公论不容，未及终朝，更烦褫夺。顾微臣进退之义虽不足言，而圣朝刑赏之中则为可惜。伏望圣明夺发威断，付之司败，以肃邦刑，庶免烦言，重劳渊听。』其第六奏略曰：『盖臣本意止为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职名，而于其间三次奏状，乃因他事，忘其前语，此其所以屡渎圣聪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乞照臣去年申省及后来第一、第二次辞免奏状，早赐施行。』熹之奏虽屡上，朝廷未之许也，而台谏汹汹，争欲以熹为奇货。门人杨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亟以书告熹，熹报曰：『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然群俭相顾久之，不敢独发。监察御史胡纮草疏将上，会迁去，不果。沈继祖者，为小官时，尝采摘熹《语》、《孟》之说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监察御史。纮以藁授之。继祖锐于进取，谓可立致富贵，遂奏：『熹剽窃张载、程颢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
《讲义》曰：『治平以前，台谏之所弹击，出于议论之公。熙宁以后，台谏之所弹击，出于观望之私。王、吕用事，其所恶者，苏轼、孔文仲也，故李定、景温为之鹰犬；章、蔡弄权，其所恶者，元祐诸君子也，故张商英、来之邵为之鹰犬；秦桧卖国，其所恶者，岳飞、张浚也，故万俟卨、何若为之鹰犬。今侂胄擅命，其所恶者，非道学之名儒乎?而李沐、沈继祖辈之所弹劾，一则曰伪学，二則曰伪党，疑侂胄鹰犬耶?纮初为进奏院，未为人所知。赵汝愚时夺职居余干，韩侂胄意未快，会有荐纮可备鹰犬者，甫及一岁，累迁至监察御史。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纮章疏也。时侂冑欲论朱熹，无敢先发者，纮毅然任责。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建方丧之议，迁太常少卿，纮遂以藁授沈继祖。
辛未，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蔡元定编管道州。金主遣兵部尚书完颜崇道、太常少卿巨栋来贺明年正旦。
丁巳庆元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壬寅，知枢密院事郑侨罢。癸卯，参知政事谢深甫兼知枢密院事。是月，行遣朱熹、蔡元定省札始至。熹方与诸生讲论，有以小报来言者，熹略起视之，复坐讲论如初，词色更为和平。翌旦，诸生乃知其有指挥。时郡县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为变，毅色上道，熹与诸所游从百余人送别萧寺，坐客感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曰：『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无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连而不能已。处事变，恤穷交，亦两得其道也。』初，元定师事熹，而熹顾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与天道之妙，它弟子不得闻者，必与元定商确之。尝辑其讲论之辞曰《翁季录》者，盖引以自匹也。尝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未尝厌也。及其贬也，恨无可与悟语。其殁也，祭之以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盖深致其哀。熹尝论《中庸》已发未发之旨，以为人自婴儿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大体莫非已发。元定不以为是，独引程氏说，以为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后十年，熹再与元定辨论，始终其说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诸生请疑，必令先质之元定而后为之折衷，同门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时有『朱熹倡伪、蔡元定实羽翼之』之奏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
二月己酉，右丞相京镗等上神宗皇帝玉牒、高宗皇帝实录。丁巳，大理司直邵裒然请明诏大臣，自今权臣之党、伪学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诏下其章。戊午，诏诸军升差主帅、选择总领，或屯驻军州，守臣审核，上于枢密院。丙寅，诏以昭庆军承宣使、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为节度使[4]，台谏交章论列，宰相京镗亦言其不可，遂罢。辛未，刑部侍郎、直学士院吴宗旦坐交结王德谦，为之草制，夺三官。癸酉，送南康军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