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卷六作‘与秦战岸门’，改‘魏’为‘秦’，《存真》、《辑校》同。《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十三年‘与晋战岸门’，当惠成王三十二年，《考订》、《存真》、《辑校》系年据此。案应为惠成王三十一年。
［九０］《竹书纪年》曰：秦苏胡率师伐郑，韩襄败秦苏胡于酸水。《水经·济水注》案：《存真》列于惠成王三十二年，云：‘此未详何年事。’《辑校》附于‘无年世可系者’。现姑从《存真》列此。［九一］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汲冢竹书》：魏惠王亦有后元。《史记·孝文本纪》索隐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史记·魏世家》集解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
《史记·魏世家》索隐《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案《纪年》：……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为后元也。《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通鉴外纪》卷二案：《史记·魏世家》集解、索隐所引作‘惠成王十七年卒’，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作‘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
《魏世家》集解之语，出自荀勖，为《纪年》整理考释之直接参与者，杜预亦曾亲见竹书，二人之语当非臆说。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既引《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又引《魏世家》集解，主杜预说。《存真》、《辑校》亦从杜说，列惠成王一至三十六年，又列后元一至十六年，注亦仅引《后序》。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六以惠成三十六年当年改元称一年，其卒则在十七年，云：‘案杜与荀、和同时，得见《竹书》，不应言有同异，《后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之讹，乃钞录钤刻者有误也。
……今从和氏说校正。’雷氏改‘六’为‘七’以牵就集解引文，实从荀勖之说。二说之歧异，一为三十六年之次年改元，一为当年改元。案《魏世家》集解云：‘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
《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此盖节录荀勖《纪年叙录》之文。《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荀、杜皆用《纪年》以校正《史记》，以《史记》之惠王三十六年为前元，襄王之十六年实为惠王之后元，并无歧异。
所不同者，惟一作惠成十七年卒，一作十六年卒而已。案惠成王三十六年采惠施之策，率诸侯朝齐威王于徐州，互尊为王，即所谓‘徐州相王’，见《史记·六国年表》，惠王改元之故实萌于此。其时惯例，如非特殊理由（即不承认前王，如夺位等事），皆逾年改元，惠成王以徐州相王而改元，具有庆祝之意，决无当年改元之理。此事可由秦惠文王之更元为证。《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秦君为王，韩亦为王。（诗铭案：‘秦’原作‘魏’，据《史记志疑》说改。
）……十四年，更为元年。’秦惠文王十三年称王，十四年更元。案《周本纪》曰：‘（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云：‘乃秦惠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为元年，岂非以称王之故欤。’荀、杜之异，疑因计算方法不同所致，如从惠成王三十六年称王、决定改元时起算，其卒应为此后之十七年。以荀勖语较含糊，疑有讹舛，‘改元后十七年卒’之‘改元’二字，似涉前‘改元称一年’而衍，（索隐所引‘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即无‘改元’二字。
）所谓‘后十七年卒’，实自三十六年起计算，与《后序》所录《纪年》原文十六年，惠成王卒，其间似无矛盾。现从《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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