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馀，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不听。
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诏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乙丑，命蔡确提举修《神宗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诏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
先是司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备少，当不至破家；若犹虑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指挥降诸路转运使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县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司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
丁卯，诏：“侍从各举堪任监司者二人，举非其人有罚。” 韩维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在仁宗朝着开建储之议，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故恩赏独不及镇。伏望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于是具以镇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镇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为宣德郎。 庚午，禁边民与夏人为市。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武威郡王栋戬卒，以其养子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阿里骨严峻刑杀，其下不遑宁。诏饬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其实也。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
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
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骚扰，落职，知和州。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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