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猺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燀湿【二】，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
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
修又言：「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谓兵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大头项外【三】，其余随大小成伙者，不可胜数。
今畋所击止一洞，所聚已二千余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蜑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时，机不可失。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取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藉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病暑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耱，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
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余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宜少迟留，庶合事体。」
余靖言：「访闻荆湖南路州军，以髃盗之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种，即不知出自何人指挥，此乃驱民为盗耳。窃以中民以下，素无蓄积，朝夕之费，尽出耕桑，一岁不耕，饥寒并至。今贼既焚烧其庐舍，劫掠其资谷，官又禁其耕种，荡然无所归矣。欲不为盗，不可得也。且衡、郴、道、永，相去仅千里，皆山也。贼之初起，往来山中百人耳。自官吏举兵驱逐，而近山之民皆杀之，其不杀而幸存者，又禁其耕。千里之民，皆失其业，若不归贼，将何所归！
故半年之中，聚至三四千。是知欲擒贼，而遂驱民为贼者也。伏乞特降指挥，切责湖南监司、帅臣并诸州长吏，疾速出牓告谕人户，并令依旧任便耕种。其先曾窝盘贼人及驱率在贼中者，亦令招辑，倍加安抚。其先降宣命招收贼徒，自依前来指挥。」
又言：「访闻湖南初以钱绢购斩蛮贼首级，军人利于厚赏，道上逢人，即以为贼而杀之，至有头插标识，以免官军之害者。由是标识者，贼人杀之，无标识者，则官军杀之。其中等以上民，犹能携家属入城郭以避害。中民以下，入城则食尽，故亡入贼中。今又顿兵九疑，以尽杀为期，则一方之民，永陷涂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意，抽回九疑之军，其蛮人首领，许以官封，平民各令归业，以示陛下含忍之德。」
又言：「臣所奏湖南捉贼兵士等贪得厚赏，枉杀平民，寻闻杨畋杀贼有功，已推赏典，杨畋五年二月己亥，乃转太常博士，赐五品服，此时未闻。靖云「已推赏典」，恐是当时尝有此议，既而不行。其不行，或缘欧阳修之言，当考。恐谓臣言迂阔，未即施行；又恐以杨畋到后，必无此事。伏缘贼自可杀，民自可生，赏功罚罪，两不可废。臣之所闻，皆出南来士人之口。自杨畋到湖南，后乃支斩贼赏钱【四】，所以军人冒利贪杀，不分玉石，感伤和气。伏乞特降宣敕指挥，凡民不持兵器，非与官军斗者，皆不得杀。
辄敢持民首以冒赏者，以故杀罪罪之；知而不告，从所部犯法不告之条，仍坐主将，以肃军令。」
又言：「风闻湖南蛮贼，攻烧城郭，为害不止者。窃以贼本山獠，居在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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