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非厚有所得，则诱之不行。庙堂之论，本谓缣贵茶贱，故赐茶五万斤，以充其数。今计利者谓，若令商旅入中，则一缣之费，未能致茶一大斤。此不得不悔也。所谓茶利归贼者，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三二】，此不得不悔也。所谓北敌兴辞者，今北敌嫚视中国，自欲主盟边功，苟闻元昊岁得茶二十余万斤，岂不动心？
若缘此亦有所求，必不肯与元昊等，至时果能以力拒之乎？此不得不悔也。
然朝廷初无大斤议，欧阳修亦言：「昨者西贼来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切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三三】。如此，则金帛二十万，乃五十万物【三四】。真宗时，契丹大举至澶州，只用三十万物，三十年后，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争，方添及五十万。今元昊一隅之敌，一口便与五十万物，臣□言为国家大患一两事，不知为国计者，何以处之？
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至西界，当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欲休息民力，若岁搬辇不绝，只此一物，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其用已足。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与我为敌国，指元昊为小邦，若见元昊得物之数与彼同，则须更要增添，何以应副？不过云茶不比银绢，本是粗物，则彼亦须要十万大斤。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一岁三十万，北敌又要三二十万，中国岂得不困？
此其大患三也。昨与西贼议和之初【三五】，大臣急欲事就，不顾国家利害，惟恐许物不多，及和议将成，契丹语泄，两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许物已多，不可追改【三六】，今幸有此一事，尚可罢和。臣乞陛下特召两府大臣共议，保得久远供给四夷，中国不困，则虽大斤不惜，若其为患，如臣所料，不至妄言，即乞早议定计。」
乙酉，谏官余靖言：「自古盗贼为患，未尝不赦其胁从而诛其首恶，与其胜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贼，首恶者不过百人，余皆胁从之民，官军杀平民以邀赏，故居民不入城郭，则入贼中，乃得不死。野无耕民，则贼无所掠而劫城郭矣【三七】。幸而城郭未破，破一城，则其恶已甚，虽欲赦之，不可得矣。宜遣谋智循良之吏，单车独往，谕以祸福，逆顺之理，宣以恩信而招抚之。示之生路，则觽可溃散，贼焰宜熄矣。若必欲胜之，则湖南之民，尽入于贼，民尽则贼尽矣，招抚之术，惟陛下速行之。
」余靖论蛮事，前后凡八章，实录但载其第四章于五月乙酉，今并取之，仍随时附见。其第五章云得盖作过及陈执方杀黄捉鬼二事，实录皆无之。又得盖以庆历二年十一月赐州印，四年五月又降黄敕，不知作过在何时？当考。
靖又言：「臣伏见广南、湖南、梓州等路，蛮贼骚动，上烦圣虑。臣窃谓皆由朝廷中外措置乖错，以起斯患，惟陛下熟思。臣窃闻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袭，为其刺史。今之听朝命者，十不存一。昨者泸州蛮首得盖、戎州蛮首韦彦富，皆乞郡印，仍乞署官以为宠荣，朝廷赐以郡印而不与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盖作过，为朝廷忧，其韦彦富所乞恩泽，尚有靳吝，待有忧而后忧，岂若先是而忧之也？又闻宜州贼首区正词曾入蛮洞杀贼，诣阙自陈其劳，将帅贪功，不录其绩，朝廷吝赏，不与其恩，因此怨恨，归而作贼。
今贼首未获，而卖卦巡官随行人力，并坐族诛，何益于事？又闻湖南蛮黄捉鬼等诣衡州请降，知州陈执方既已纳之，寻差狱官就驿勘问，贼惊而走，因捕杀之。至今余党虽欲归降，怀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错之所致也。欧阳修三月疏云邵饰等杀黄捉鬼，靖云知衡州陈执方，当是一事。在三年四月前。伏乞朝廷以赏罚为念，以威怀为意。凡溪洞羁縻州县，及有生熟蕃户等处，每有奏报，倍加体问，无令频失事机，以生兵祸。所有戎州韦彦富乞官事，当与检寻行遣。
并桂州勘到卖卦巡官随行人力石用应等家族，亦乞特行宽贷。其湖南蛮贼，亦当追罪执方，乃能招抚。」
丙戌，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复遣尹与则、杨守素来议事【三八】。欧阳修言：「臣窃闻元昊近于延州界上修筑城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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