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既退，仲淹犹力争，韩琦曰：「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仲淹怒，再求对，首奏琦语，然兵卒不发，仲淹亦不以为忤也。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曰：国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敌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皇帝因亲征之耱，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三四】，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
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西北二敌，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边臣每奏敌中事宜，则曰探候之人妄欲希赏，未尝听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吓，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为国家任责，画长久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三五】，养成深患。
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时之安。二边所以敢然者何？国家向来轻敌妄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
臣深见二敌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坐享重币，交战则必破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渝盟扰边，我则遂困。不幸凶荒相继，盗贼中起，二敌所图，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敌连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苟安之势，遂为无事，二敌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谊可纳也。谨具守御策如左。
其守策：
一曰：河北三十六州军内沿边、次边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干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总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择善将守之。
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三六】，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余二万分顿诸道，巡检游击兵。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觽，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骑敢长驱而南也。
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城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无所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左败则右救，纵失则横援，岂有昔时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只以本部乡军坚守，不使出战。
二曰：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以备匈奴之变。自来都不选择，赃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尽使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过一二年，其间苟且之人，只是驱遣目前常事，其经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甚。若不选人久任，以矫前失，则异日敌有变故，边城不守，浸淫深入，为患不细。其上件十九州岛军寨，在河朔尤为要害，内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已得旨选人差定，见施行次。
北京已有大臣，自余镇、冀、瀛、莫、祁五州，保定、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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