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丁度对曰：「高祖聪明大度，故臣下得尽其诚。不然，何以基帝业也？」 乙酉，诏枢密院，凡言边防利害，更改兵器、军阵、乡军、牧马事，并付详定编敕所，酌其经久可行者具为令。 丙戌，罢入粟授官。会要云从殿中丞张庚所请。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信；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髃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觽善人尚在【一三】，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以一时尽逐。
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一四】，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
此数事尤为彰着，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一五】，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固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召而赐坐【一六】，授以纸笔，使其条列。
然觽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久【一七】，冀皆有效【一八】。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
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敌乘衅，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达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髃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髃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敌，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一九】，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髃邪争进谗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 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修疏附见，时月更须考详。为党类者益恶修，此据墨史。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当食，而阴晦不见，宰臣率从臣称贺。 是日，御崇政殿，录系囚，遣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往三京疏决。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之戒，恐惧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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