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啰兀城存弃，王安石以为当俟李评等相度至议之。上曰：「李评等若以为可守，何如？」安石曰：「傥不须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上曰：「如欲守之，固当筑堡。」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如此，当不复计惜已费财力，弃之而已。然以见兵三千人在彼为可虑及积粮草多为可惜。」安石曰：「今评等相度急递闻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猝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髃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曰『薄言采蘎，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上以乏材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设饮食称过使客，则名誉官爵随之。此风今固未能尽变，则乏材固无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举能士，责以功实，风俗渐变，政令渐行，则人材终当不可胜用矣。」上悦，及是，遂弃啰兀城而有是诏。正月二日戊子，初城啰兀城，上与安石论说，日录并系三月四日，朱本附此，今从之。上曰：文王终有以胜之，安石对云云于胜夷狄也何有。与三月五日命绥、银通路时语□同，今削去。
上批：「已差赵焑权鄜延路经略使。闻本路自军兴，宣抚司移易，兵官不定及职名不正，有失等威。今既废城寨，其一路兵官委焑相度，各令依旧。如自来得力之人，宣抚司易置他路或罢去者，具名以闻。」
甲辰，韩绛言：「昨种谔领兵入西界攻讨，修筑城寨，所用官军数少力薄，惟藉蕃官折继世、赵怀顺等统率属羌以立战效，并降人八千余口，亦多继世、怀顺等招到。蕃性犷戾，常须抚御。察其意必自为拓土有功，今见废弃啰兀城，窃恐疑惧不安，或至生事，如向者延州马志诚结架之狱。马志诚事已见三年十二月。上因种谔被囚，绥德未赏，继世反侧，乘酒有言，遂致髃小伺闲成谋。缘种谔深得属羌之情，又有胆略，西贼所畏，若一旦摧辱，恐无以得其死力。臣非敢庇谔，盖为朝廷预为过虑。望密指挥赵焑令安存折继世、赵怀顺、种谔，无使遂成睽闲，以致疑惧，及新招人口亦须慰安。所贵用兵之际不至生事，兼缓急应敌全倚此辈，共为肘腋。」又言：「前者绥德之举，事涉擅兴，存弃之议，不系重轻。今弃啰兀城，与前不同，忽令废罢，众情必骇，各怀反侧，窃恐因而生事。」诏赵常焑务安存折继世、赵怀顺，勿令疑惧，仍常伺察之。
初，绛奏至，王安石曰：「待继世不过分，则无缘更致反侧，恐待之过乃更生骄悖，今者更当密伺察其奸萌。」上以为然，故有是诏。
上又论西人请和事，安石以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
是日，上论李靖说军法奇正事，以为兵非通乎道，不能尽其数。安石曰：「不通乎道，无自而可；苟通乎道，无自而不可也。」
诏罢三司使副监议盐法。此据王珪会要增入，三月十九日事，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当考。
乙巳，礼部尚书致仕张存卒。
丙午，度支员外郎、知制诰吕大防落职，夺两官，知临江军；旧纪书韩绛坐宣抚失律，降知蔡州，判官吕大防落知制诰，知临江军。新纪但书绛罢，不着因由，亦不及大防。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张问落职，知光化军；刑部郎中、直史馆陈汝羲落职，知南康军；皇城副使种谔责授汝州团练副使【一五】，潭州安置。大防以预辟宣抚司败事，问、汝羲为河东转运使调发劳民，谔以抚宁堡失守也。
初，上议大防等罪，王安石曰：「大防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专务诡随，以害国事。如荒堆斩人，其不致变者特幸尔！」上亦言大防几致变，王中正至以□自裹以避众军喧悖。安石曰：「大防岂不知寨不可立，其意殆欲使众人弃之，然后言弃之者非我，我欲留之；留之则为利，以盖其初计之失。」上又论谔以为与李复圭同罪，安石曰：「复圭罪薄，西事之兴，自绥德始，亦谔之罪也。且绥德不画界，则西人自然未肯休兵，况已屡奏夏人点集之后，庆州乃始违诏旨侵入其地，则致寇非复圭也。」上又言谔罪亦使之者过也。文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