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
戊辰，又奏：「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尝不以人心为本，得之则中才可免危乱，失之则贤智不能保其治安。故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岂有备位大臣，与国同体，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于天下？为臣之恶，孰重于此！伏维陛下绍膺大统，称尊御极，生育之恩，理宜追厚。然当埙先帝祥禫既毕，陛下德泽已行，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况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
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临御以来，励精为治，遇灾而惧，则有周宣之风，至诚感神，则蹈虞舜之德。至于徽称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难行之节，治朝可纪之政，推而行之，和气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说震惊，大议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
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大□牛□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燍，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
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慎，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髃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为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
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
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九】。」报者，齐衰，期也【一○】，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一一】，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着于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
夫仪礼，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其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
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一二】，故自古圣王【一三】，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着于下，则天谴乃形于上。今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根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方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更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审重如此，人君谦让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害人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
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
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皇考【一四】，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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