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王安石曰：「试敦谕并稍加恩礼，必肯往也。」因授宣徽使，修卒辞之。七月三日乃听修辞。五月二十一日修止俵青苗，特放罪【六】。
癸酉，大宴集英殿。
丁丑，韩维权知开封府，冯京权御史中丞。王安石既引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又荐维以代吕公着，欲其兄弟助己也。曾公亮等皆以为如此必致人言，绛亦言臣弟必不敢当。命既下，陈襄既言其不可，维力言：「兄绛方任枢密副使兼条例司，议论所及非一。御史中丞于朝廷阙失无所不当言，不言则废公议，言之则废私恩。且吕公着论青苗事用此罢，臣代其任，自处之地，不得无嫌，且无以屈士大夫之论。」又屡面对，引义坚切，卒与京易任。初，命李中师【七】权知开封，既而以中师不允人望，罢之。
曾公亮等始建议欲召□中复为中丞。王安石曰：「中复鞫李参事，人皆以为附文彦博，恐非正人，陛下宜自察之。」乃不果召。及罢中师，又欲召中复尹京。王安石曰：「臣昨奏中复附文彦博事，无可考，恐难信。如前日不放提举官所差指使下县，若不以闻，当申条例司，此于韩琦有何关预？中复乃申琦，其枉道媚韩琦如此，亦足以知其为人也。」卒罢之。
诏秘书丞邹何令审官院与先次合入差遣。何举御史，既召对，罢之。戊寅，秘书丞、集贤校理、同知谏院胡宗愈同判司农寺。诏秦凤路都钤辖向宝兼提举秦州西路缘边蕃部，王韶加同事。宝旧为管勾，后命韶为提举，上以为轻重不伦，故正之；命张守约依旧专管勾东路蕃部，寻皆罢。初，文彦博、陈升之皆以为宝宜为提举，既而王安石独进曰：「向宝素坏王韶事，韶言有两族不可招抚者，以宝沮害其事故也。今令与韶共事，又在其上，即韶事恐不可成。
」陈升之曰：「宝虽带此名，然止在其城中，即亦何害？」安石曰：「宝既为官长，即所属吏皆严惮之，其势足以沮事，何谓无害？兼因边事出城，即更足以乱韶事。」时李中师有奏，言：「用韶提举，若不令宝都大提举，即失宝心，不肯尽节。」于是升之亦以其言为然。安石曰：「朝廷用一王韶，于宝有何亏损，乃不肯尽节？如汉高祖得陈平于亡虏，即令尽护诸将，诸将何尝不尽力？」上与枢密院再议，文彦博固执前说，上因令罢宝命，乃用急脚递追还。
寻复罢，此诏据朱本，新本遂削去，不知果是何日。
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复上言：「臣近以制置条例司遣使四十余人，驰传天下，人情惊扰，物论諠哗，累具奏陈，并与宰臣等数尝面奏，乞罢诸路提举官属，其常平等事，一切责成监司，信赏必罚，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强辨自用，动辄忿争，以天下之公论，为流俗之浮议，顺非文过，违觽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张次山、□师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恳辞勇退，惟恐不得所请。
夫要职显任，人之所欲，彼不愿就者，盖知事悉乖戾，不敢当之。昨日安石再举西川、福建提举官四员，其愎如此，而欲止人浮言，是所谓恶醉而强酒也。近臣、侍从、台谏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马光因罢枢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骇；李常家居待罪多日；孙觉、张戬、程颢三人，各与安石论列于中书，又悉尝上殿乞罢言职；今日吕公着、范镇俱请郡。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以言乎财利于事为轻，而天下之民心得失为重矣；以言乎提举官于体为小，而禁近与耳目之臣用舍为大矣。
今夫不罢财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轻也；不罢提举官，而弃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体之大，罢其轻者小者，变祸为福，易于反掌耳。」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杭故多盗，闻抃性宽，细民益聚为盗，抃捕获情重者配他州，遂散去，境内以清。
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此语据王安石五月五日所录。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言：「窃闻已制命除韩绛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绛以才望序迁，固未为过。然朝廷所以用绛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以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升之用事迁为丞相，而绛又领之【八】。
曾不数月，今又以绛参预政事，则是中书选任大臣，皆以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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