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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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其第三奏曰：「陛下圣性聪明，固已晓然开悟，但以王安石执议不变，重违其意，物论喧然，不加听察。事之可者则置勿问，其不可者则无所不行。岂非条例之臣为自安之计，巧为饰说，诬罔圣聪？近者韩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钱，立定贯伯，均与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独取利息三分，显是提举官违条抑配，而朝廷并无黜责。琦之论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寝不行。吕景以畿县之民逋负官物尚有五十余万，不宜更与预支，实虑亏陷官本，而却令取勘。
故臣前奏，谓『此法一行，骚动天下。』正谓此也。陛下近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是，而悟制置司之为非。今复遽罢之者，岂又以光言为非邪？必以其辞而不受也。然则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尔。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为哉！轻进退于大臣，失孚号于天下，非所谓令出弗反之义也。李常职在谏官，既闻中外之议，不敢不言，事虽不实，诚亦得之舆论。况国朝旧制，自许风闻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将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谏臣之体，而广言路之道也。
凡此数事，虽圣虑一时之失，岂非听察之误乎！礼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尔。书云『改过不吝』，汤之德也。自陛下临政以来，事无过举，惟用安石，然后有更事之暴，而致兴利之非。圣人施为，自有法度，不合于道者去之。任天下之髃才，收天下之公议，尧、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议，以贻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条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归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赐停寝，则天下幸甚。
」
襄又奏：「臣观制置司元降指挥，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贷民以取利，事体削弱，为天下讥笑。是特为管仲、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义治天下，不愿其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国，广轮万里，内无强臣悍族之患，外无侵夺凭陵之难。凡四海九州岛之赋入，又足以供吾之用，不为不足。陛下不于此时与庙堂之臣坐而论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为均输举贷之事，臣窃为陛下惜之！今日之弊，在于国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广。
陛下但遴选主计之臣，付与利柄，取天下赋入之籍，度县官调度之数，百用为之均节，而归之艺极，则浮费省而财用足。省徭役，薄赋敛，宽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修庠序之教，劝之以忠、信、孝、悌，尊贤而使能，才者进，不肖者退。农有余财，民服其教，吏称其治，然而国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奏：「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张法度皆以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为贷息，而谓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为此，然则天下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以陛下之聪明，观天下之论议，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可知。柰何安石恃强辨以荧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加以反复比周之小人随时观望，平日公论，则举知其法之非，一挠于利，则又言其法之是。此虽陛下之至圣，不能无惑，虽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为朋党也。近者，谏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
孙觉以奏对反复，落职外迁；御史中丞吕公着而下，皆以不职为言，乞从责降。而臣独区区未敢以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议百官。如臣言非，则甘从远窜，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则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贬斥，以谢天下。」
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朕见襄每引经亦粗可故也。」襄五奏，据襄集。司马光日记【一二】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必当时以此议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讲，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节度判官事。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尧御觽以宽，然流共工、放驩兜。驩兜止是阿党，共工止是『静言庸违，象共滔天』。如吕公着真所谓『静言庸违，象共滔天』。陛下察见其如此非一事，又非一日，然都无行遣，直待公着所为熟烂，自不肯安职，复除三学士，令在经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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