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纵奸强。若不明言典宪，何以风动四方？伏望特出睿断，早赐罢黜，以警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今大理寺推治继隆卖官事状已明，开封府人吏，已行对定讫。缘昨曾该疏决德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无罢黜之理。伏缘蔡京素无行能，致身侍从，当陛下御统之初，不思竭忠奉公，少图补报，而弃法自用，怙势挟私，肆为奸欺，曾不顾畏，将何以尹正京邑，表率郡县？又近降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无取勘闻奏指挥，即是大臣意欲引疏决放免。
伏乞特赐检会前奏，将蔡京早赐罢黜。」（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辛丑，山陵毕，德音降两京及河阳府死罪囚。又元年正月二日壬辰，遣官录囚。不知孙升所引德音是何月日，当考。）
升又言：「臣愚不肖，误蒙陛下拔擢，备数御史，为陛下耳目之官，任朝廷察刑之责。职当执法，要在绳奸，言而未效，既不自劾引去，岂可儬默苟容而已也！臣谨案，蔡京明知段继隆内外亲族出入三省，继隆冒法卖官，而京亲书涂抹，任情放纵。不奉朝廷法令，而与夺一出于己，此其一也。又如僧惠信所诉，僧录司受金钱，违法差僧入内道场事。且僧录司在京号为脂膏之地，交接贵近，货赂公行，蔡京为府尹，以发奸摘伏为职，知所部犯法，自当举劾。
又况其间有讦告之事，京更不审行推治，直以不干己事，断惠信□杖二十，以杜人言。其后，臣僚屡奏，送大理寺推治，僧录司赃状已明。京若非阴受请托，何故如此？此其二也。京又尝违法差开封府判官王得臣、当直散从官替名人李福于河阴县追欠百姓私债张岷及阿苏等至开封，纵李福乞取张岷得金钱。及本台牒取公案，始将李福奏断，此其三也。三事乃臣所闻，本台所按察者，用此推之，则臣所不闻违法徇情之事不少矣。
臣伏以先王为政之道，治外必由于内，正远必自乎近，今开封府咫尺朝廷，乃敢作奸犯科如此，陛下不正典刑，何以使天下州、县奉法循理，推行诏令乎？蔡京挟宰相之势，擅京尹之权，人莫不望风畏之，而臣区区累冒圣听者，盖恃朝廷开大公至正之路，臣窃不自量，欲慕古人，明目张胆，行御史触邪之职。不然，臣之孤微，何敢出此？伏望察臣前后奏论，早降指挥，以警中外。」
京既罢府事，出守真定，升又言：「三路帅臣，实总军政，尤非京所当任，乞加黜责，以为天下州、郡弃法徇私之戒。」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
都城之广，万觽所聚，奸伪百出，刑讼实繁，推劾听断，尤宜详审。朝廷钦恤之意，防禁最密，每开封府大辟狱具，本处既已录问，则申刑部请覆其实，刑部乃关吏部差官同虑，谓之审问。囚无翻异，则论决如律；事有可疑，则移治他司。盖所以察噃滥，而重人命也，安可徇一己之私见，而欲他人之必死乎？
臣伏见开封府勘小阿贾杀人公事，吏部差刘斐审问，斐看详案卷，称是情节可疑，遂疏述不圆七事，申刑部乞行会问。续据本府回报，三事并是误供，又据刘斐续条陈案节不圆一十二项，刑部既见刘斐所申如此，亦虑小阿贾之情或涉噃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实。即于格法，未见违戾。而知府蔡京辄有论奏，谓阿贾大情已正，便当处死，刘斐不合疏驳，刑部不当移推，皆宜论罪。其徇情好胜，逞威犯分，不顾义理，一至于此。且人命最重，死不复生，小节既是未圆，大情容有不实，若便将阿贾处死，则是大辟罪人，不须再行审问，三木之下，枉杀必多。
况朝廷立法，极从仁爱，天下死罪稍涉疑虑可悯，并须奏听敕裁，多蒙□贷，岂有不容问难，便欲行刑？
又缘录问条制，令移司勘逐者【二二】，指定不圆事节，回牒本处。今刘斐既疏述一十九事，皆是不圆，刑部须至重勘。若阿贾不行凶，则京显有残忍锻炼失入之罪。或阿贾委是正贼，则京犹有卤莽判押不职之愆。生杀之端，斐皆无过。若万一朝廷听其妄奏，加罪于斐，则向去审问之官，率皆畏避，不敢伸陈，被刑之人，多负抑屈，无所赴愬。况尚书刑部主天下狱讼，兼纠察在京刑狱之职，可以统辖开封，按劾其罪。今既举职，反为开封所劾，则上下之分颠倒错乱，非所以尊朝廷、风四方之意。
又缘京知府已来，殊无治迹，听狱断罪、失谬极多。于段继隆之事，则亲书涂抹，放纵冒法卖官之人；于僧惠信之事，则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财之吏。方当至公之朝，宜检举京前后过恶，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按抚使，考之公论，殊未为允。伏请寝罢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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