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然后知天下之利病。自古帝王立政制治，莫不先斯二者。伏见去岁五月，陛下临御之初，自下明诏，以求谠言，此深得为政之先务也。是时搢绅之士，闾巷之民，欣睹德音，争欲自献。及详观诏语，则名虽求谏，其实杜塞人言。何者？诏书凡二百余字，求谏之言才数十句，余者约束丁宁，使不得观望迎合，犯分干誉，终之以必行黜罚，以恐惧之。于是人人相戒，虽怀欲谏之诚，重虞犯令之祸，言将出而复止。当日陛下圣德，可谓美矣。而权臣用事，恐彰己过，乃公托诏辞，阴藏奸慝，上以蒙蔽聪明，下以胁制臣庶。
赖庙社之灵，开悟圣心，是岁六月，再申诏谕，而前诏遂不施行。自此远近之人言，方达天聪。如闻五月诏书，乃是蔡确、章惇等造为此谋，其辞乃出惇手。惇之敢走弄事权，欺蔽朝野，扬扬自得，略无畏惮，以此观之，可见奸臣用事，其为害如此之深。陛下深居九重，不可不常察此辈走弄事权也。今确、惇继出，少快天下之心矣。然其余党二三执政，终以不便于己，常怀丑正恶直之心，尚虑进对之际，却谓近日台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致不安。
此言不可轻听也。陛下试推前日确、惇之奸谋，则今日言者之措意，乃是又为自安之计，非纳忠于陛下也。唐宰相李义府阴邪倾险，既窜岭南，天下忧其复用；及其死也，内外乃安。大抵人心安危，全系奸臣之用舍，非系于台谏官言事多少也。蔡确、章惇、吕惠卿、王安礼，天下共知其为大奸也。其资性皆至险谲，其才智又各敏给。确则卖恩报怨，潜布奸党，使上之人信其深重而不之疑，下之人畏其忍刻而莫敢议。惇则素行卑污，阴结权幸，专为强辩，朋奸害正。
惠卿饰诈遂非，贪功妄作，中伤良善，巧自营进。安礼贪污恣横，公为不道，侵凌朝士，姑息小人。此四人者，始缘王安石而进，后或分朋，自为死党。张璪、李清臣则又雷同附会于其间者也。向来吕温卿、和卿、升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亲，骤迁迭用，多据要剧，乃确、惇、璪等以此报安石、惠卿之恩也。凡此朋类，相济以权，相交以利，相报以恩，中外侧目，孰不畏惧。先帝雄才大略，驾驭此辈，固自有术，虽时时小有欺蔽，然不敢肆为大恶。
惇与惠卿、安礼又各尝以罪逐去；独确以内深险而外固密，人无敢白其奸者，故得容身最久，至陛下而后去之。其去之可谓难矣！使四人者，今日尚留朝廷，天下之安危殆未可知也！自确、惇外补，璪等在朝，与其党逐日夜冀其复用，但畏陛下圣明，照见情状，阴谋邪计，未敢即发，反指台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惑圣聪。伏望陛下察臣区区之诚，特赐省览，每因执政进对之际，特留宸虑，深究髃情。如涉倾邪，毋惮斥逐，以折奸谋，尽使消沮。如此则言路开广，民情通达，忠邪悉判于上，权势不分于下，幸甚！
」
又言：「执政用事旧人，未免尚怀欺罔，援引非类，排辟正人，□当罪之诛，回已行之令。人心罔测，为之不安。臣须至论列，但得此辈所为尽合公议，岂敢妄加捃摭，自求立异？进拟之际，防微杜渐，烦陛下更加审察。」又言：「吕惠卿本与王安石同谋共事，后却争权相倾；先帝素恶其奸邪，屏于外任、不令预政者十有二年。今遇圣明，内自嫌畏，一旦无故托疾而求宫观，则其包藏奸心不浅。璪辈日夜尚冀其复来。伏望常赐深察。」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确、章惇、张璪等门下，干预时政；
又传达意指，与台谏官黄履等阴相表里，走弄事权，以致骤加进用，趋附者盈门，气焰可畏。尚赖陛下圣明，照见奸邪，令与外任差遣。朝士闻之相庆。以恕之资浅罪大，出知节镇，已是□恩。窃虑执政中有素党恕者，密加营救，渐乞召还，以为鹰犬；奸邪入朝，必无安静之理，伏望留神省察。」（新录以旦章附九月二十四日璪罢政时【一五】，旦云吕惠卿托疾求宫观。按三月二十二日惠卿提举崇福宫，今附此章于三月末。）
监察御史孙升言：「窃观先王极治之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故诗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则知大任高位，非贤有德者不可以居，而材能敏给之人，惟可以使之在职而已。故贤者独所以命君子，而能者间有以容小人。君子在位，小人可驱而为善；小人当国，则贤者不得其职，而天下之所以乱。唐李林甫、杨炎、卢杞辈，非无材也，适所以资其为恶尔。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先朝委国而听之。然天资强愎，弃觽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器；
愤贤人君子不为己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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