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以毕其说，惟陛下□其罪，试一览之。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当时之议，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非兵强则无以为也，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是三者，图治之伟论也。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辈，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奋其私智，肆为乖谬，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国也，则助役、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其强兵也，则保马、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其用人也，则进辩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于是四海兴议，而先帝颇知其事，故罢退安石等不用。继而王珪、蔡确之徒，尤不能将顺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将改作，遽以弃天下。忠臣义士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
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八】，传于无穷，可谓备矣。自改更之后，在陛下无所愧也；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臣虽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政在则人存，政异则人息。今譬之芟草也，枝叶虽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复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还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今布列内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
然臣之区区，非欲陛下苦治朋党也【九】，朋党之大，亦岂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臣亦常深计其术矣，不过日夜窥伺间隙，异日可以进说，则造眩惑之谋，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动摇政事而已。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
臣谨按：天下之治，有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旧，是也。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故汉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汉武造盐铁、榷酤，至昭帝罢之是也。自二圣临政，首进任司马光，其余辅臣继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延颈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忠谠于天下，无有远迩，上章论事，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而圣虑深远，犹再三谨重，有不获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岂喜变更哉？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尝改之矣，亦可以为非邪？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
至如臣僚之进退，盖法既有改，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自引去，而圣恩□假，各尽礼数，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居厚辈者方罢斥之，天下之议莫不以为允。是时，蔡确身为上宰，自请补外，继以家人犯法，言者沸腾，遂坐左迁；章惇亦以悖慢忿戾，无礼于君父而罢之，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盖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万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继大统，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则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定哉？岂可贪以为己功，常诵于口，假以谋进哉？古之所谓定策者，谓遭变之际，未知所立，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有所择而立之，以安社稷，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今之人则韩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废，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
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一○】，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奸邪当路，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以避改易之小嫌，则得为孝乎？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
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传曰：「百年之计，莫如植人。」夫所与共守天下，传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将谁托之？呜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难耶！君子之进，未尝有心于害小人，但远之而已；若小人进，必欲尽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观汉元帝之世，弘恭、石显用事，是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显，终抵以罪，或至于死。此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