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陛下择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职，则言虽多而何伤！
臣初为谏官，对于帘下，亲闻德音丁宁谕臣等曰：「天下之事无大小，一一言来，当一一主张。」臣感激至恩，恨不倾沥肝胆以为补报。今日诏书，臣所未喻，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应厌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谏莫如唐太宗，敢谏莫如魏郑公，太宗一日问曰：「今日所行与往者何异？」郑公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诤，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以听受，而终有难色。」太宗曰：「如何事如此？」郑公遂一一陈之。
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臣读之至此，每叹美太宗之服义，景仰郑公之尽忠。愿陛下慕太宗贞观之初心，导人使谏，髃臣亦当有希魏公事君之大节，以报陛下者。以诏书未宣布间，惟陛下断自清衷，早赐追还，天下幸甚，臣不胜激切之至！
贴黄称：「臣窃谓进此说者，非纯诚爱君之人也，或出于全身之谋，或出于为子孙之计，或出于养誉邪正之间，欲收人情而两得，或出于怀奸计以事陛下，浸开间隙，倾陷忠良，援引邪佞，复为前日之过，深可惧也！惟陛下精虑而深思之。臣恐诏书既下，正士知陛下有厌言之心，不敢遑安，稍自引去；后来者不过得循默之人，以为称职；其次得苟且偷惰之人，废坏纪纲；又其次得阿谀柔顺之人，靡敝政事。皆所以与奸为党，壅蔽下情，欺罔之罪复结矣。
陛下深拱帘帏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复得闻天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觽人之说，皆谓诏书欲以安反侧，臣窃疑之。所谓反侧者，乃前世伐叛讨逆之后，余党畏惧诛戮，有怀生偷安之心。当时恐其为变，故以诏书安慰之，乃祸乱之时，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为而有反侧之心？陛下何忧而下安慰之诏？甚无谓也。下诏之后，忠良之在近者日益簄，则在远者疑畏而不敢进；奸佞之在近者日益亲，则在远者踊跃而以类至，此人情之所易见，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
」
岩叟又言：
臣自风闻朝廷欲降诏书安慰搢绅之心，虽两上章论奏不便，以闻之未审，故言之未详，臣今颇得大燍，信如所闻，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岂容易而发！窃知其间□列先朝搢绅之恶，无所不有，虽云臣下所为，然于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诏之善意，本在掩盖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以喜怒爱憎妄责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议。大奸大恶，不得已而黜者，又曲从□恕，百分罪恶，不过行一二分而已，有何太甚之事？
今闻诏引「疾之已甚」之语，如是，则是陛下临御以来，所行之事皆为过当，反成自诬，以伤国家之体，此大不可二也。奸人诳惑陛下，张大其事，言人心反侧，故致陛下有下诏之意，陛下不可不自察。今天下生灵之心，安与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灵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人数辈耳。若复见陛下姑息此曹，未测将来之好恶，则天下之心将疑而摇矣。陛下意虽欲以安罪恶，不知反所以动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诏，未见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为哉？
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盖欲以惜朝廷之举动，全吾君之盛美耳。夫为国之道，惟浑然深厚，湛然无迹，泯迹言语之间，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窥，不可得而议，乃为清宁之本也。何为自生疑心，无故下诏，使天下可得而窥，可得而议哉！臣恐益为纷纷，不能成清宁之治，误陛下初心耳。愿陛下拂除奸人先入之言，省察愚臣继进之说，或蒙圣心旷然，一赐开纳，臣今夕即死，无所恨矣。惟陛下察其愚，幸甚！
贴黄称：「兹事非臣一人之意，臣博访有识之士，皆以为今已安静，不消降诏，反动觽心。臣复恐下诏之后，吕惠卿、张诚一之徒，必生怨憾，以为朝廷行法不平，只争诏前诏后，有幸有不幸。臣以谓若不下诏，则都不见此迹也。」 右正言王觌言：
臣伏闻外议，谓朝廷以近者放黜一二大奸、十数巨蠹，恐人情不安，特降诏书以安之。又将戒言事者，凡臣僚旧事，不得复言。臣固未详其虚实，诚出于此，臣恐四方有识之士轻议朝廷也。夫人君之圣德如虞舜，则无以过矣。然舜之驭髃臣，乃在于黜陟幽明，四罪而天下咸服。当是时，并不闻人情不安，而亦不闻有诏书以安其党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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