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新录辩曰：「朱光庭等论轼之语及诏意具载于前，自『挟情用意』而下，史臣私言，今删去。」旧录叙此事极略，新录但删去『史臣私言』，余并因之。案：王岩叟朝论记述甚详，今参取苏轼明年正月十七日自辩札子并王觌、孙升等章疏，各依本月日附见。盖此事所关甚大，不容草率。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尧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岩叟继之。二年正月八日，尧俞、岩叟再奏。九日，王觌奏，十一日，觌又奏。十二日【一一】，批出，令尧俞、岩叟、光庭不须弹奏，十三日，三人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
十七日，罢轼自辩。十八日，尧俞、岩叟同入对，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孙升奏。二十二日，进呈尧俞、岩叟所奏。二十三日，诏令各供职。是日，孙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见于紫宸殿门。此一段事方竟耳。）
岩叟言：「臣窃闻初有圣旨，以学士院所撰馆职策题，祖宗为不足法而归全美于异代，用谏官言，将议其罪。陛下宽仁，特恕免之。举朝之人，方纷然交议，以谓学士深失大体，谏官言之为甚当，朝廷令免罪为太轻。今复闻续有指挥，追回放罪敕旨。物论疑骇，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而遂欲正典刑，以示天下耶？反以无过，而收已行之命耶？欲正典刑则善矣，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伏望陛下虚心平意，照之以至理，格之以大义。岂有本朝策天下之士，欲以求治道，而先自短其祖宗，命辞之人得为无罪耶？
不知使陛下何以教天下，何以训后世？既以祖宗为有弊，又以陛下为可欺，罪在不疑，罚当无赦。或闻苏轼自辩，谓是陛下点中此题。果然，则轼更因其非，又推过于君父，罪益大矣。此题不缘言者深考而明攻之，泛读一过，安能遽晓？虽禁中点出，于陛下未为有失。今判然知之，而不正其罪，则失在陛下矣。罪已明而反脱，命既下而复收，乃似朝廷容其如此，臣恐天下之人遂移苏轼之非，反为吾君之过，臣不可不为陛下惜也。仰乞圣慈早正轼罪，以解中外之惑。
」贴黄：「轼之此罪，若不正之，则于朝廷事体终为不顺，上下议论终为不允。乞陛下深赐省察，无以为惑，幸甚！」
又言：「臣伏以朝廷之事，莫先于辩是非，明赏罚。是非辩，赏罚明乃可以正朝廷，朝廷正则百官正，百官正而后天下一于正矣。是非之不可不辩，赏罚之不可不明，所系如此，其可忽哉！近者苏轼撰策题试馆职，引汉文、汉宣以方祖宗，语伤大体。谏官论乞正其罪，闻有旨特放罪，是朝廷初以谏官为是，以学士为非也。曾未累日，复闻收还放罪之旨，更反以学士为是，以谏官为非也。一事之间，而乍是乍非，或行或已，于朝廷举动何如哉！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
臣窃伏思陛下至公至明之初心，必无所惑，应有奸言邪说，颠倒是非，变乱白黑，以移陛下之意者。自古奸人之心，利在人主不纳谏而忠臣杜口，则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此理易明，岂终能欺陛下？陛下略加静思，则得之矣。臣观汉、唐以来至于本朝，策问不可胜数，无有此体。陛下博览文史，试取而比类之，轼之罪不难见矣。方两宫听政帘下，尤当正是非、公赏罚，使天下无以窥其失臣之心也。苟以非为是，则小人遂将乘隙而进矣。传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正在今日，陛下不可不深思而审处之也。今议轼之罪，或重或轻，固在陛下，但朝廷之事不可不正耳。伏望圣慈断之以义，早赐施行。」贴黄：「夫牵制于人以观是非，则是非惑；据事实以观是非，则是非正。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而夺是非之正，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之职，为天子耳目，要在维持纲纪，分别邪正。凡所弹击，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以事权，以报私怨。万一及此，是谓欺君。今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假使光庭直徇己见，不为爱憎而言，则虽不中理义，犹可恕，或为爱憎而发，则于朝廷事体所损不细。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轼亦未为得也。
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谨言。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况御史上官均近尝论奏为政之道有宽猛两节，大概与苏轼策题同意，陛下谓其言可取，着于法令，颁于天下。夫上官均之奏，苏轼之策题，二人之言皆是讲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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