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至于官钱，何有以纳？盖缘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业荡尽，子孙沦散，虚载簿书，枉费刑挞，岁月已久，重不聊生，憔悴之余，必无可得。臣愚欲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无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力分数蠲免。如此，则大法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又言：「承买场务之家，抵产物业元价高大，为近年物轻币重，田宅既减价，今虽拘收在官，出卖之际，必不依得元估，官司仍于欠人身上理纳余钱，极为骚扰。谓如抵产一处，元估一千贯，今只直七百贯，即更令纳三百贯之类。伏乞特降指挥，应系因坊场没官抵产，并许依元估价直充折，庶宽民力。第一、第二界价虚而高，第三、第四界价实而低，今第一、第二界虽欠钱三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况无可得，宜特蠲放。若须候监司保明奏到，方议蠲免，深恐诸路迁延期限，或所见不一，及吏缘为奸，别生事节，致使朝廷实惠未能均篃。
莫若只以界分远近各与蠲减，所贵德泽早及细民。」（此疏不知何时，附正月八日以坊场钱给吏禄后，其从违当考。）
先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正月八日辛酉。）尧俞、岩叟又各上疏论之。岩叟言：「近臣以学士苏轼譔试馆职策题不当评议祖宗，因言者论之，初令放罪，后复收还，典刑不明，损国大体，乞赐辨正，累上封奏，至今未蒙施行。臣窃以天下之事虽纷然万端，而可以执一御者，惟理而已。陛下天资高明，知为国之道，其要在此。自听政以来，未尝以爱憎喜怒迁是非之至理，故人心有恃而天下以安。
臣蒙被銟拔，付之言责，何敢不体陛下此意以图报。愿陛下不惑于虚名，不牵于偏说，而平心以察之。是非之理，明若日星，伏望圣慈早赐睿断。或尚有疑，则乞降臣前后章疏，集百官于朝堂定议。如以评议祖宗为当然，弹奏苏轼为非是，正臣之罪，臣所不辞。终不可混乱是非，使天下有所惑也。陛下省纳，幸甚！」
壬戌，右正言王觌言：（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九日。）「臣窃闻近者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策题轻议仁祖、神宗，以为不可师法者，初有圣旨，学士放罪，及指挥到尚书省，收还不下，光庭继有章疏论列未已，臣虽未尝预其事，今既是非曲直久而不决，臣安敢默默，请为陛下一论之。夫学士初有放罪指挥，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有罪也；既而指挥不下，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无罪也。以学士为本有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是者矣；以学士为本无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非者矣。
有以为是，有以为非，则大臣之论既不同矣。臣又闻言事官章疏，亦或以光庭之言为然者，亦或以光庭之言为不然者。或以为然，或以为不然，则言事官之论又不同矣。夫大臣与言事官之论皆不同，则陛下将孰从耶？臣愿陛下姑置众说，取学士所譔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彼同异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异同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则两岐遂分，朋党之论起矣。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必以朋党名之，然后君子可以尽去，而小人可以尽得志焉。
今朝廷清明，贤能萃众，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当慎也。臣故不敢默默，而先事以献说，惟圣慈裁择。」
贴黄：「臣窃闻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谓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议藉藉，以谓势不两全。臣窃谓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迹，而遂成其朋党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兼执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执政奏陈之际，而断自圣意，此臣区区之愿也。」
甲子，右正言王觌又言：「臣前日曾有封事，言苏轼所譔策题是非曲直久而不决，大臣之论既不同，言事官之论又不同，陛下将孰从耶？望陛下姑置众说，取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臣今窃恐陛下终以众说之不同，未即与夺。缘臣初不预其事，士大夫与臣言者无所嫌疑，获闻公论最详，兼轼所譔策题，臣观之亦熟矣，今更为陛下终其说。臣谓原轼之意，则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轼之策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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