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技。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
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耳。」光闻臣言，以为不然。
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
」光犹以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
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
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以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事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平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
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
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曰：「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若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
尧俞既读札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可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
昨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要将安用耶？是臣等坏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真宗朝，知制诰张秉譔一叙用官制辞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此，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今所论苏轼，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被书在史册，后世视朝廷如何哉？
传入四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乃曰：「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皆对曰：「有一人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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