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第一奏无月日，第二奏称「去月十六日」，不知去月指何月也。张舜民志王岩叟墓云：「九月除侍御史，论韩琦定策功，条上十一事。」第一奏凡九事，或墓志以九作十一。又挚奏称「臣等」，则此二奏必与岩叟同上。今以墓志为据，系此奏于九月。挚十一月即执政，不在九月则在十月耳。据王岩叟朝论，则实在十月。）
先是，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言：臣等闻有功而不见知，则无以劝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报，则无以劝天下之义。忠义息心，谁与为国？此自古明王贤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此，虽微必录，虽久必伸，以为天下万世忠义之劝也。伏见故赠尚书令、忠献公韩琦，当仁祖春秋高，储嗣未立，琦位辅相，自任忧责，遗身忘家，触嫌疑而犯忌讳，请建大本，累年之间，其言不可胜纪。又尝挟孔光传进呈，面指汉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事，卒能感动仁祖，天心开悟，英宗遂自宗藩立为皇子，曾未踰年，纂绍大统。
使琦犹豫畏缩如众人，以全躯保妻子末计，迟回数月之间，安危大策，盖未可知。此琦之功，万世之功也。
恭惟英宗皇帝出潜膺箓，乃天之所命，以开佑无疆，顾人臣何功之有哉？而圣人以谓天命必假人以发之，故推功臣下。然则固当考是非，较难易，以核其实，乃可以示天下，信后世也。琦与同时在位者殁既久矣，乃有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丰三年，故参政王尧臣子同老【一】，上书言其父至和中与三四执政请立皇嗣，大议已尝定矣，愿发明先臣忠烈。书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询考，卒无明证确论有以信天下者。朝廷于是行疑赏于仓猝，诏下之日，公卿士大夫知当时事者，莫不谓朝廷过举。
于时史官阿意迎合，又请其事书之，公论为之愤郁。今者，伏遇编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传，臣等以谓不可不明辨直书，传信后世，谨疏列九事，以考是非。
按：同老缴进家传之文，谓是尧臣议建储日预撰诏草，尝怀之而进，意俟仁祖开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诏草非得于禁省，而出于同老，则其有无真伪犹未可知，借令有之，缘尧臣复怀之而退，乃是未尝得请，议已格矣。诏草虽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则此诏用之矣，不应怀而归也。然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一也。
按元丰诏书褒诸臣之功，曰：「中外缙绅、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窃观英祖即位踰年，范镇作富弼迁官制词云：「往在至和之中，尝司冢宰之任，屡陈计策，请建国储，逮兹缵承，乃出绪论。」则是当时缙绅、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储之请，而近朝亦非不报其德矣，但不闻大本已有所属也。故弼自为辞官表云：「臣嘉佑中，虽曾泛论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其于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着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议，则明是当时所请别无主名，又云「尚秘其请」，则是仁祖未有允意。
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二也。
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议定。」臣等按：谏官范镇其言五月初乞预建储副，以安国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见听用，于是待罪乞郡，又两移书执政，责其不恤国计。若四月已有议定，则何至使镇半年间恳恳如此？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止镇再三之□？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三也。
御史中丞包拯言：「方今大务，唯根本一事，而犹豫不决。惟祈圣心开悟，断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佑二年闰十二月，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谏官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请建储章疏，琦屡以光奏进说，恳请甚力，遂定大计。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论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髃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言者虽多，而未有定议。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遂决不疑。」考修此言，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五也。
按：谏官王陶乞仁宗遣亲信中人就第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职，其疏有云：「前日未经传命时，人人上言早建储嗣，今日与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观望陛下风旨，不复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盖前日未有主名，泛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尧臣之时，决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六也。
尧臣辈言因枢府阙官，乞召韩琦充枢密使，以琦忠义，必能当此重事。此则不攻自破之语也。既云「上意已定」，又曰「谓无疑矣」，固当乘时决策，成之于手，何必引琦使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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