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耳。后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于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于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道之门，绝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官稍思职业，不辨可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
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其获鄙于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臣职当辨明，义不敢默。（吕陶亦奏驳。颐请独与顾临辨，当是临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顾临除待制、河北漕，或缘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乞留顾临。）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臣昨于去年尝具疏论官□之弊，乞行裁省，澄清入仕之源。继闻朝旨以臣封章下给事、舍人、吏部会议，近闻已上都省，事多仍旧，或略加裁损，以塞诏旨。臣窃恐议者习于耳目之故常，牵于人情之所不欲，而不深究利害之本末，请为陛下重论而详陈之。
夫治天下之要，在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在夫入流不滥。今之入流，可谓□矣。其别有进士，有资荫，有摄官，有特奏名，有胥史，有纳粟。考其自幼向学，晓知义理，累试有司，考择详悉，无甚幸进者，莫如进士。然三年一取士，进士登第者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每次推恩者，不减四五百人，至于资荫、胥史之类，计三年之间，又不知授官凡几人。以此较之，特奏名与夫资荫、胥史之类，在籍者常多于进士。贤愚比肩，并趋吏部，故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大使臣二千五百余人，小使臣一万三千余人。
举天下之员阙，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选用阙京朝及大小使臣官，大率须一年以上；选人须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得阙；次之，远莫如选人居闲待阙，七年之间方成一任。入流之人，可谓□且滥矣。计入仕之人，其有才可以治事，喜名可以为善，皆莫如进士，然常患于居闲之日多，在官之日少者，以杂流之□占妨其仕进也。不清其源，欲才者之不滞，不可得也。才者滞于闲地，而使鄙浊昏耄之辈居杂职任，欲天下政事之治，不可得也。故臣前日奏论乞罢纳粟授官，裁任子之数，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
四者既损，则进士有才之人不久于闲滞矣。
臣窃以谓朝廷以资荫任子者，非谓其才行可尚也，以是恩宠而不绝其世也；以特奏名授官者，非谓其才德可用也，悯其困老而廪禄之也；俾胥史就任者，非谓其循法谨廉也，矜其勤力而岁久也。臣窃思之，设官分职，以待贤能，为人择官，以治政事。故不当推侥幸之恩，以害天下之公义，养不才之人，以妨有才之仕进。然而积习既久，非可遽革，故臣前日论奏乞定任子之恩，使有常数，则资荫不至□矣；特奏举人以实历举数，俾就试省、殿，每等限定人数，则推恩不至滥矣；
增广南摄官之举数，裁三省人吏酬奖之减年【六】，则入流不至太幸矣。四者既加裁损，行之十数年后，则昏耄鄙浊之吏少，而进士可用之才不滞于闲地，待阙之日少，而居职之日多，天下之政事未有不治者也。
臣窃以谓修立法制，为国远计，但当度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耳，不必待人人悦之而后为便也。自近年以来，官□可谓甚矣。若不思澄损，数年以后，仕进益滥，鄙耄愈多，才者愈困，天下政事将愈不治矣。臣窃意会议之臣非不知官□之弊，然聚论半年，执笔相顾，不敢少加裁损者，畏世俗之讥议也。夫畏世俗之讥议，而不计朝廷之利害，悯鄙耄之不进，而不思才者之闲滞，非策之善也。臣愿诏执政大臣检会臣前章，详议官□之弊，深加澄省，实非小补。
（均前章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后，均又请对，面陈官□之弊不可不革，太皇太后嘉纳。均请行法先贵近，太皇太后曰：「当自我家始也。」（均前奏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据均家传增入。三年十一月乙丑，始裁减宰执以下奏补恩。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裁减本家。因均请对不得其时【七】，因附再章下。）
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见翰林学士苏轼上言，乞出内帑钱帛，补常平元数三千万贯、石【八】，尽以买田募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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