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阙额人，自来为地土瘠薄招刺不得。元初招置之时，惟仰借请官中牛具、农器、钱斛以徇目前之利，复值连年不丰，官给口食养育，逃免者二千人，逋欠钱斛一万七千余贯、石，及有不会农作，只在城市卖熟食之人，其空闲地土，又大半砂瘠不堪耕种。此奏具在，乞赐考详。又建议者云：『系官田先问见佃人，若无丁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按三路百姓佃官田者甚觽，往往父祖相传，修营庐舍，种植园林，已成永业。一朝夺去，遂使何归？
臣恐大伤民情，非陛下今日意也。」
三路，元丰八年人户见佃户绝荒田都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顷有零：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顷，河东三千一百七十八顷，陕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顷。（朱光庭奏议第五卷与岩叟此奏并同。） 右司谏王觌言：
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斛三千余万贯、石，向缘军兴借支几半，乞出内帑金帛复全三千万贯、石，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窃以为非计也。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为君役，亦已久矣。短长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为虐也。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
今买田募役之议，远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则啖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可也；以谓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则岂不惑哉！
今陕西缘边与羌戎之地犬牙相错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谓弓箭手者，身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我得其人以捍寇，而省养兵之费。世以为便，不亦宜乎？以至镇戎、德顺皆在极塞，所募役人，虽有常职，而人肯应募者，亦以田无租税而已。自余惟洮、河数州未有租税之民【一二】，与德顺、镇戎事体均等，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则势不得已，恐须给田召募。盖常赋既不及之，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
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于民，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岁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于役使，困于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
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于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于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于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
轼之议曰：「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一三】，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驳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于文王哉？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
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于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
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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