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非独河南无北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敌国，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之性，引趋下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自西山北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遂可无虞。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敌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敌地日蹙，吾土日舒，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
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簄矣。
议者或谓河入敌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于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契丹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巨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
不然岂肯于天下困敝，河朔灾伤之后，役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
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工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苟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险，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在秦下，异日虽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数年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琼森疮痏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惟留神察之。自河决小□，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敌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
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议【五】，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贴黄：「朝廷已遣范百禄、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议，事势甚重，中外谁不观望风旨？百禄等虽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能以实告也，故不避再□，复为此奏。非陛下断之于心，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
辙又言：「近者闻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初闻此旨，中外无不惊愕，以为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横议，欲壅而复东，异同之论，方相持未决，而此旨复降，臣下观望，谁敢正言？方觽心忧疑之际，旋闻复有圣旨收入前项批语，髃臣释然，咸知陛下虚己无心，欲求公议，深得古先圣王改过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乐告善道之意。然臣窃闻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桩京东新法盐钱三十五万贯，指挥河北收买开河梢草，继又商量调拨来岁开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复疑。
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开河之议可行无疑，则安用遣使？若犹遣使，则开河之议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门，而一面收买梢草，调拨役兵，则是明示必开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开之旨。臣虽愚暗，窃恐非陛下虚己无心，欲求公议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挥，收回买草、发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得以尽心体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误国计。今中外财赋匮竭，见钱最为难得，新法盐钱虽不属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轻用。况河北灾伤之余，明年大役决不可兴，虽如今岁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财伤，为害已甚。
将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便，犹当计较利害，□展岁月，调兵买梢，皆非今议所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不便，则聚兵积梢，梢草轻脆，稍经岁月，化为粪壤，皆非计也。况所用梢草动计千万，一时收买，价必踊贵，若止令和买，则所费不赀，必非止三十五万贯可了，若令配买，则河北灾伤之余，民间大有赔备，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虑也。臣受圣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窃不自量，再三干预国论，罪当万死，不敢逃避。」（鲜于绰传信记当考。调兵、买草二事，不知后来竟曾罢否，买梢事即彭汝砺所论者。
）
皇伯祖前彰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特起复如故，宗晟凡四辞，并赐诏不允。翰林学士苏轼言：「谨按宗晟饬行有素，持丧中礼，所辞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确然固守，其词愈哀，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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