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宜乎顺气之应，风雨时若，以致百谷丰登。今或未然，自冬涉春，雨雪愆亢，即今几得二月中气，麦麰之望，已可深忧，何朝廷不思其所致之因也？大凡天下之事，不必为，亦不必不为，惟其当而已。昨议修闭大河北流【五】，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不可强使之东，更俟三二岁【六】，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快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
故欲为减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不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一从私意。臣愚不肖，观古今治乱之阶，未有不由任君子则治，任小人则乱。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去岁已尝决堤口，放涨水，迄无成功，徒使故道益增高仰。今朝廷不察李伟小人，犹用之。且减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设若只留堤口【七】，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访闻开浚去处，才开及三五尺【八】，已是泥泞；今若须要开及丈余，则数万人于泥泞中劳苦为无益之事，有伤和气，可为叹息。
今闻开减水河人夫尚使四万，又和雇二万人，并兵士应亦不下万人，大率计之，共不下七八万人。以七八万人为无益之役，古者一夫失所，天犹应之，今七八万人矣，致一路骚扰，天岂不悯哉？是以膏泽未降者，窃意在此。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减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减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伏望圣慈特赐睿断施行。
」贴黄：「李伟轻佻小人，向倾心事□居厚，残害一路人民；及闻朝廷将责居厚，遂复百端暴扬其恶，以免身过。似此小人，岂可付之修河大事？」又贴黄：「访闻和雇人夫二万人【九】，每人支官钱二百。州县名为和雇，其实于等第人户上配差，除官钱外，民间尚贴百钱，方雇得一夫。凡二万夫，公私之费大约几六千贯。如此枉费，朝廷岂可不察？惟速行罢止。」（密疏三月三日。）
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闻尧、舜之治，不过知人安民，知人则不轻信，安民则不妄动。缘小人之情，希功好进，行险生事，于圣明无事之朝，则必妄说利害，觊朝廷举事，以来爵赏。朝廷若轻信其言，则民不安矣。国家之敝，常必由斯。臣不敢远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国家自仁宗以前，天下无事，百姓安乐，虽有元昊背叛，独陕西应副不易，未闻西方匮乏，百姓有嗟叹之声也。自王安石轻信小人之言，劝先皇更改法令，而后承间妄作者纷然矣；
主用兵之谋【一○】，至于劝兴灵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觽矣。且以先帝圣明，举动故欲详审，然小人利口，欺误执政，而致执政复误朝廷也。其劝更法令者，则曰：『君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及劝兴灵武之师者，复曰：『将为北人所并，时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一一】。』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以谓百姓久劳，方赖陛下赡养，不急之务，不可遽兴。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司。
臣预奉行诏旨，深以复见尧、舜知人安民为庆。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之议，而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日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虽成三五年间必有决溢为虑【一二】，且只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蠹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
若利多害少，尚觊徐图，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静。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虽养蕽补外，不敢自同觽人，坐视成败，所以罔避僭越之愆，而伸补报之万一。区区愚诚，惟圣聪怜察。」
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按：「凿收」二字疑误。）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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