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仍依旧更不分经考校【一五】。」从之。按元佑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请，今并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挥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于后。）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臣窃见朝廷近缘臣僚上言，颁行贡举条制，治经之人以大义定去留，论策定高下；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取舍，经义、论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为朝廷不复更取经义策论，学者相语以专事诗赋，不须考阅经史。盖以进士应举，以得失为重，高下次之。今以词赋定去留，则学者必尽力于诗赋，以幸有司之选，何暇以高下为计邪？臣窃观今次科场，以两科均取进士，府学试经义者，绝十分之二。
以利害计之，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天下之士皆应诗赋，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惟一意于诗赋，不复治经阅史，探考义理之学【一六】、历代成败之迹。虽试义问策，仅如昔时帖墨耳。窃以朝廷昨来复添诗赋，盖缘自改经义以下，学者苟简，不该他书，不晓声律，故令兼习诗赋，与经义并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经义而尊诗赋。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经义，当时又岂复以经义为第一场，又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潜消经术，专进诗赋，黜理而尚辞，遗实而取华，不亦过欤？
臣窃闻太平兴国八年，太宗下诏曰：『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宜令礼部贡院，特免贴经，只试墨义二十道，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真宗曰：『前已定进士兼取策论，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至和贡举条：诗、赋、论、策四件并上上，为第一等；三件并上次以上，一件中上，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为第二等下。
熙宁四年罢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词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观之，自祖宗以来，固欲兼用诗赋，又以策论通定去留高下，未闻专以诗赋去留也。而言者以为治平以前词赋取士，则去留主以词赋，熙宁以后经术取士，则去留主以经术。又以为缘不分经考校，故当时定四场通取之制，不亦过欤？言者以为主司以有四场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随习尚，互为升黜。臣以为学者所习，各有所长，四场程文，各有优劣，惟所主不一，取其优长，故无遗才。虽各随习尚，互为升黜，又何害耶？
今就专以词赋去取，若赋不合格，则经义、策论虽精深闳赡，不可复取。如此则博学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词赋之学，最为难工，治平以前，学者久习，精者犹鲜。况新复此科，进士尚以声病为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况专以词赋去留，不免强取疏缪之文，以应法充数。则是诗赋虽缪，以法而不得不取，经义、策论虽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实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佑二年条制，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庶使无失人之弊。
」
又言：「臣昨具奏论科举条制不当专用诗赋去留，乞依元佑二年指挥，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窃以朝廷之务，莫重于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术，则天下之士知所学而不流于浅陋。取之非其道，则学者日趋于卑近，而以苟得为意。夫士之所学，以知道烛理为主，而文辞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烛理所以应务，能文所以达意。此三者，士之所学，不可偏废也。朝廷以熙宁未改经义以前，祖宗相循，以诗赋、策论取天下之士，诗赋取其雅丽清新，协比声韵，以文辞为主；
论策取治经习史，晓达世务，以知道烛理为本。以此四者参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观博习以求应选，不敢专一技以希幸得。故历朝以来，名臣闲出，勋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闻以诗赋专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诗赋去留天下之士，则为师者惟以诗赋为教，为友者惟以诗赋为习，父以诏子，兄以诏弟，无不一出于为诗赋，是天下之士，惟文辞之为习，不复治经阅史，研究理致，讲求世务，虽有经义、策论，殆为虚文尔！
十年以后，新学后进，漫不知有义理之学，风俗日靡，入于卑陋浅薄，固非细累。国家列圣相继，升平百有余年，教化涵养，岁积日靡，士之所学，宜益纯正，士之所习，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诗赋，潜消义理之学，非所以奖养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则非顺【一七】，下原学者之心则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诗赋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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