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一○】，人不厌取。景佑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一一】、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一二】，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余万。
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以得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寭，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
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佑四年卒行之。清臣又尝请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兴太学，选置博士，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重县令；诸科举人取明大义，责以策问；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终三年之丧；罢度僧；废读经一业；训兵练将，谨出令，简条约，凡九事。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补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
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一三】，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畜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佑二年已前茶。
既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一四】，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佑二年较之，五年之闲，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务给交引以景佑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诏权停贡举。
夏四月辛亥，诏广州海南番商毋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癸丑，诏诸路同提点刑狱武臣与所部州军长吏，各以官高下除之。乙卯，诏命官因罪辄逃去者，自今毋得以赦原，仍永不录用。丙辰，合门奏：「宗室自大将军至率府副率，预朝参者百四十余人。干元节，锡庆院宴席不能容。请大将军领刺史以上者乃得预坐。」从之。己未，契丹遣镇国节度使耶律信、政事舍人吕士宗来贺干元节。辛酉，置干宁军钓台寨主一员。辛未，诏翰林医官自今非迁尽同正官，毋得迁尚药奉御及直院。
乙亥，诏知真、楚、泗州者，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纲运事。许衡州立学。
丙子，荆湖北路钤辖司言，澧州蛮五百余人寇边，而知州、礼宾副使崔承佑畏避不以闻。诏劾承佑罢之。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亲奉德音，以孔道辅曾言迁都西洛，臣谓未可也。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绝无储积，急难之时，将何以备。宜托名将有朝陵之行，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闲，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
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之谓也。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一五】。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道也。伏望圣慈，未烦下议，且留圣意可矣。」据仲淹乞修京城札子，云景佑三年五月初，请修西京，今附见朔日。孔道辅去年八月以龙直知楚州。
庚辰，购求馆阁逸书。
丙戌，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落职，知饶州。 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忌恶之【一六】。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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