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河东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出一千三百三万。又计京畿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与焉。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
庚申，盐铁判官、司勋员外郎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至淮南，亟上羡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此据欧阳修谏疏，其从违当考。 壬戌，发康定军粟以济饥民。
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豫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累至夷简家谘事。又闻夷简病时，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禳，锡与致多，眷注无比。臣窃谓两府大臣，辅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窃笑。案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之初，夷简即为参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余年，所言之事，陛下一皆听信而施行之，固当敦风教、正庶官、镇敌国、安百姓，而乃功业无闻，但为私计。
执政以来，屡贬言者，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以泄己怒，殊不念虚受恶名。立性不臧，欲人附己，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善人耻此，往往退缩，以避好名、干进之毁。是以二十年来，人人不肯尚廉隅、厉名节。浅者因循阘茸，深者靡恶不为，都无愧耻。但能阿附，夷简悉力护之，使奸邪不败，寖成此风，天下习以为俗。
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废廉耻之节，成奔竞之风。一恩之施，皆须出我门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豫知；或先抑其事，后与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则归怨同列，大则称奉圣旨。文武铨院，□官至多，而曾不裁损，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耄之人，曾经免罢责罚，乃为雪理【一二】，务施小惠，多与收录。贪廉混淆，善恶无别。
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灾，其变不可量也。盖由不选材贤，充三司使副，发运、转运，使非其人，但务收取人情，用为资历，纔至数月，即又迁移，循环奔走，日求升进。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
夷简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西师败没之后，契丹乘隙，遣使入朝，辄违先帝之盟，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竟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胁中国，大为耻辱。度其祸患，譬若疽疮，但未溃尔。
夷简出入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隳坏如此。今以疾归，尚贪权势，不能力辞。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量军国大事，庶使两府大臣专当责任，无所推避。 甲子，夷简请罢豫军国大事，从之。 襄又言：
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朝廷再赐手诏，督令赴阙。臣窃料琦等必再有陈论，辞让于未决之间，而异同之说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来也；曰一处乎内，一处乎外也；曰皆留在边也。使之偕来，此朝廷之本意。盖陛下推独断之明，采至公之论，以二人久处边陲，详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变更，将以求破贼之计尔。
然论者之说曰，边臣最苦者奏报文字，或有稽缓，或即裁制，动不如意，所以久无成功。今得边臣而任之，则细大可知，表里相应也。用兵不胜，由军制未立，无部分统辖之法，若不更变，未见可胜之期。今得边臣而任之，可责以更变之术，所以宜一处乎内也。西寇虽已请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习兵事，上下之情通浃，今尽还朝，新帅郑戬，山川之险易未知，军旅之部伍未练，若贼乘我机便，忽有奔突，必难制御。此所以宜一留于外也。
曰皆留在边者，此沮抑之论也。恶琦、仲淹者，若于陛下前百般毁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称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而疑也。必谓仲淹等威名已着，羌戎甚畏，今将去边，必有侵扰。臣谓不然，仲淹作招讨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枢府，正议兵谋，其畏必甚。若谓关中民情素所倚赖，今既还朝，觽失所望，臣又谓不然。在陕西，民既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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