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於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论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係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案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杀伤人，则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詀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两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又案：邵博《闻见后录》：登州有妇人阿云者，谋杀夫而自承。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为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并，独主许遵之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为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执法者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者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所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自祖宗立法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减。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能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余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灭，秋一物华即为灭。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为司马文正公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岂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遣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宁元年，登州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承。知州许遵言：“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诏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彦傅、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诏卒从安石议。《宋史·许遵传》：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彊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寝田舍，怀刃斫十馀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案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於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审刑、大理当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