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主解盐欲以实陕西而擅其利。故居中为罢东北盐而利入顿亏。至是，上悟，乃诏昨有司言解盐便于煮海，故用之，而商贩无利，边籴不行，其复利末盐。于是蔡京私语人曰：“我作盐法，尚未尽也。”上知之，询其所未尽者，京请改袋制云云。宣和三年，诏河北、京东两路税盐与钞盐并行，故商旅不通。可并行钞盐，许客人任便通贩。《通考》卷十六《征榷考》：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于解池，积钱于在京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请钞以归。
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旧制，通行解盐池甚宽；或请钱於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众，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
循环者，已积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时有魏伯刍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其后，伯刍年除岁迁，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
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凑而并至，御府须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馀，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后，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馀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
新法於今叆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十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惮，遂至於此。于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於盐袋鯗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降御笔：“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
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宽济斯民。有司不能将明帝恩，故比较已罢而复用，钞劄既免而复行，盐囊增饶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扰匮，盗贼滋焉。又云：徽宗时，如两浙之盐，多有变更，自蔡京秉政，废转搬仓之法，使商贾入纳於官。自此为钞盐法，请钞於京师，商贾运於四方，有长引短引，限以时日，各适所适之地远近以为差。蔡京专利罔民，所以盐法数十日一变，盐法既变，则钞盐亦不可用。
商贾既纳钱之后钞皆不用，所以商贾折阅甚多，此海盐之一变也。解盐之变，缘徽庙初，雨水不常，围堑不密，守者护视不固，为外水参杂。雨水不常，外水阓满，流入解池，不复成盐，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后大兴徭役，尽车出外水。渐可再复，此是解盐之一变也。）
又大内火，系五千馀间。时天大雨，而火益炽，上是夜微宿於外。案：《九朝编年备要》云：大火自甲夜达晓，系五千馀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被焚死者甚多。时天大雨，火发，雨如倾，略不少止，而火益炽。或传上是夜微宿於外。然事秘，不可得知。《宋史《五行志》、薛应旂《通鉴》系之九月，陈》、毕《通鉴》系之八月。
又录周后，除封崇义公外，以其长世世为宣义郎。案：《东都事略》：丙子，诏曰：“昔我艺祖受礻亶于周，嘉祐中择柴氏一人封崇义公，而三恪之封不及，礼盖未尽。除崇义公依旧外，择柴氏最长见存者为周恭帝后，以其世监周陵庙，与知县请给，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三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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