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甚非陛下开设学校教养多士之意。臣又闻臣僚上言，乞罢安石配享，而谓安石之说为邪说。朝廷从言者请，罢安石配享而列于从祀，此固公议所在，其谁以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说为邪说，则过矣。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朱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士之担簦负笈，赴于天子之学以就教养者，非特欲以进取爵禄为心，亦愿其所养所学与操守者何如耳。
今科举在迩，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说，有司怀私，便为邪说而黜落之，则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论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倘有司辄敢以私好恶去取者，乞重赐斥责，庶使天下学者晓然无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圣旨依奏。十三日，左谏议大夫冯澥奏：臣闻天下有公论，有中道。公论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则万世而不易。
熙宁、元丰及元祐以来，人无公论，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则偏于彼。天下弊于变更，士夫困于迁谪，五六十年间之是非相攻，祸福相轧，纷争扰攘，至于前日大乱而后已。陛下龙兴，以英资睿断，诛锄奸凶，戋刂除蠹弊，旷然大变，与天下更始，宜于此时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论，垂万世而不易。而臣窃听近日朝廷议论，观士大夫之趋向，骎骎复偏于元祐，鼓倡应和，渐不可解，则义理又将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将不得其平矣。臣闻道贵适中，法则随时。
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馀年，盖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则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丰之非者哉？传注之说，千有馀年，其于圣经，不为无补，然要之公论，岂无浅漏未尽之处？王安石以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镂板太学，颁之天下，学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论，亦有穿凿太过之弊。新经令学者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已矣，何必传注之是而新经之非哉？祖宗之治远矣，臣不及见。
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平，公私充实，法令具备，赋役均平，朝廷无倖位，州县无横敛，夷狄畏威，盗贼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时，有何不可？是时学校英秀如林，治经习吏，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学者得如其时，亦有何不可？自崇宁以来，蔡京持权二十馀年，纷更变乱，靡有宁止。自熙、丰之法扫地无遗，故其大坏，至于如是之极。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臣愿陛下无作好恶，不蔽偏党，允执厥中，以照临臣下，则是非自明，纷争自息矣。伏望睿慈与两府大臣少加详议，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颁示太学，以安士心，以绝众疑，则臣死生幸甚。苟为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诛，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出榜朝堂。六月二日，右正言崔鸥奏：伏睹诏书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此见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继而用者，又充塞乎台省。
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生，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互秉钧轴，历千百年无一人互异，虽万子孙无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谋也，安得直是之言闻于陛下！且如冯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斥逐，布衣之士，谁敢为异乎？士携策负笈，不远千里，游于学校，其意不过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何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
又曰崇宁以来，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则试毁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学，则试诮王氏之说，尤为欺罔，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试诮王氏之说乎？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之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云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学，取博士，讲复视，则澥之诞罔见矣。
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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