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６、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 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７、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 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 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