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逵等亦上言：“凡谋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纵，亦从重典。今勋移书谢托，党护叛逆，不宜轻贷。”聂贤亦奏勋当连坐。帝不从。勋亦累自诉，具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信之。寻命锦衣千户载伟移取福达狱词及囚佐，下镇抚司羁候会鞫。给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刘仕复交章劾勋。江潮、马录仍会疏极言“福达不枉，乞问如律”。勋乃与张总、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说，而外廷不知也。
帝命速取福达至京鞫问，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王启、刘玉，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寺丞毛伯温、汪渊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会鞫福达于京畿道，对簿无异辞，奏请论磔。帝不从，命会九卿大臣鞫于阙廷。时告者薛良、众证李景全等共指福达，福达语塞。毕昭引证薛良之诬者，戚广也。讯之，复云：“我曩未就吏讯，安得此言！”颐寿等以其词上，上心益疑，命“俟斋祀毕，朕亲临鞫问”。大学士杨一清上言：“庶狱无足烦圣虑者，乞仍属诸勘官会讯。”刑部主事唐枢言：“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上怒，黜为民。颐寿等惧，乃杂引前后谳词，指为疑狱。帝切责颐寿等。
六年夏四月，遣锦衣官刘泰等逮马录赴京，下镇抚司狱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诣京即讯。颜颐寿上言：“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况彼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质，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谓：颐寿职司邦刑，朋奸肆诬“，令戴罪办事。颜颐寿等复请会讯，从之。乃出录与福达对鞫，情无反异。颐寿等复以上请。帝谓颐寿等“朋比罔上”。乃逮系颐寿及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于诏狱。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系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杂治之。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忽偶语曰：“福达狱已得情，何更多事乃尔？”讠者以白璁等，奏闻，帝命逮系玄锡、才于诏狱，并掠之。大学士贾咏与马录俱河南人，录被逮，咏遗书慰之，镇抚司以闻。复搜得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私书，上责状，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贤等。
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逢合帝意，复鞫录等于阙廷，榜掠备至。录不胜五毒，乃诬服“挟私故入人罪”。璁等以闻，遂释福达。帝怒录，欲坐以死。璁营解之，得免，乃论戍，编伍南丹卫，子孙世及焉。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勋，朋奸陷正，命逮系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一鹏等，御史姚鸣凤、潘壮、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刘仕，大理评事杜鸾等诏狱，死棰楚狴犴者十余人，余戍边、削籍，流毒至四十余人。谪大理少卿徐文华、顾亻必戍边。
初，颜颐寿等既逮治，备尝五毒，闻者惨之。己而皆夺官罢归，独文华、亻必论戍边，二人皆与璁等廷争大礼者。江潮、李璋、李珏、章纶、马豸等俱夺官，韩良相及其左证俱论遣。璁等自谓平反有功，请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内外诸臣，以明颐寿等之欺罔。从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贯反。己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狱。自吐为李午孙，大礼之子，世习白社妖教。假称唐裔当出驭世，惑民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官论同坐斩，奉旨诛之。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烈矣。郭勋世受国恩，乃党逆寇，陷缙绅。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是。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官爵追夺，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穆宗从之，见当时死事、谪戍者，皆得叙录，是狱始明。
谷应泰曰：永嘉、安仁是举也，果为平亭冤狱乎哉？亦党武定，雠诸台谏尔。当其议大礼时，礼官尝要勋同疏攻永嘉，勋后窃语永嘉曰：“吾尝谓汪俊，此事关系甚大，宜折中不可偏执。俊与吾力辨，至大诟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语于《大典》中，且曰“勋竟以是构怒于众”云。及后再议考献皇帝，徐文华等与璁力辨，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更何议！”于是璁等与勋同上议当考献皇，伯孝宗，而勋益见悦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
及福达狱起，而台谏诸臣乃力攻勋，必欲置之连坐。此其所以反复追谳，必翻释而后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为福达，为武定耳。武定获伸，则诸臣之窜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举也。然则台谏岂尽无过乎？夫武定之主福达罪，固有在，而必欲连坐，则甚矣。当福达判乱时，武定岂与其谋耶？及福达以方术见勋，亦以方术遇之耳，而岂知前日之为叛贼也。迨其事露，特不宜与之请嘱耳。而嗾使陈白，则未知其果有与否也。故待福达狱定之后，治其请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连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纵”之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