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为竹索桥，夷里桥决非竹索为之。李冰于成都通临邛道上各渡口皆作笮桥，明着《常志》。其出少城赴临邛之第一笮桥，正跨检江，当在夷里桥上方赴临邛方向，疑是今草堂寺外龙爪堰处，虽李冰作，不在七木桥内。吴汉入蜀，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二桥，军不得渡。故上趋笮桥。延岑乃以鼓角、旗帜，大出市桥，趋夷里，若欲击其后者，汉军争东向夷里御之，延岑乃以奇兵向笮桥击其后方，故大败之，汉堕水，援马尾得出。其时笮桥亦已易木桥，而市桥江桥皆易为石桥矣。今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亦非秦之笮桥，秦笮桥当跨检江。
长升桥 按《常志》，当在少城西北，跨郫江，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 按《常志》文，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地书于此两桥无所称述。兹订为如此位置者，如此乃合「上应七星」语。北斗七星特明朗。其四星排列略成四方（微作梯形），是为斗勺。其三星排列微弧，接于勺，为斗柄。李冰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如此乃与「七星」形位相应，否则不为「相应」。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北斗七星，斗勺之前端二星为天枢，其间作直线引长更约七倍距离处为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亘古对地面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便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来。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
升仙桥 即今之「驷马桥」，本汉城咸阳门外护城河桥。张仪筑时应已有木桥，非李冰造。唯郫、检二江上木桥，工程较大，或是李冰造耳。此桥既非跨郫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即不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误入于七星桥。缘《益州记》误。）
李膺《益州记》久失传。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尽同。如《寰宇记》谓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余四桥无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言七星桥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之文正同。故知其出于《益州记》也。然《一统志》所传《益州记》之桥次为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谓即长升桥，其下突然跃越至斗柄中，显有未合，疑原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乃合，然则李膺本语固以笮桥入于七星与《水经注》同也；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叙合。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如上所述。可疑所云「李膺《益州记》」，亦只是后人所妄托。即如长、员、玑、夷、尾、冲、曲等星名，亦非天文诸书所固有，不得为李膺实地考察之言矣。
若《常志》文，「上曰笮桥」四字为自注语，则从江桥为斗魁第一星起，次万里、夷里、市桥为勺。次冲里、长升、永平三桥为柄，以象北斗，殆似之矣。
综上言之，可得下之结论：「上应七星」之说。除形似外，不能有其他意义。既云：「（秦城）西南两江有七桥……上应七星。」即不得有升仙桥（驷马桥），亦不得有笮桥。笮桥虽亦在检江，与七星不相应，亦非如七星桥之为木桥，常文本自明白。后人转引讹谬，以升仙亦为木桥（汉世笮桥亦为木桥），而永平桥远（或已坏），说者不知，亦不细审常文，致昧七星之义。
《五行志》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颜注：「钳子，谓钳徒也。牢，系重囚之处。」）篡死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羽寖广。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南中志
（在蜀《汉书》曰《宁州志》。）
一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钱、《函》二本脱盖字，重越字。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旧本唯「随畜」下六字，只能表嶲、昆明，即叶榆民俗，若夜郎、滇、濮、句町、则明明为定居之民。故依《西南夷传》改。莫能相雄长。此下旧有嶲唐小注。删。周之季世，楚【威】〔顷襄〕旧刻皆同《史》、《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