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
宋刻今可证验者惟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皆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不可得。此所朱校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刻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则其为依据元丰吕刻可无疑矣。
只就此三十五行论：所改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亦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刘本现在北大图书馆，李本即武英聚珍版本所据），应为何焯所见。乃亦一一楷书全文二百九十字于勒去行间，何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之，而乃不厌其烦如此？又此卷改吴本獗字为「蹶」（五页十三行），强字为「强」（同页十五行）；崄字为「险」（二十行）；弃字为「」（六页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九页十四行）；纠字作「」（十四页三行）；秭归作「姊」（十五页四行、五行、七行、十二行）；杰字作「桀」（
十七页二行）之类，几如是不知古今字变的多余劳动。甚至如十三页八行，改「洛书宝号命」为「洛宝书号命」；十五页十七行，改「后追已至为」以至；又十六页十行改「是为太宗」之宗为「中」字，则是改通语成不通。如此之例，他卷亦不少。惟亦改出佳字甚多。如改「张飞翼德」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改「柳柱」為「柱」（二頁三行）；改「高堂尉」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改「糜竺」为麇竺（三页七行）；改「令关羽入益州」为「下益阳」（十页三行）；改「君马何駃」为「何驶」（十一页八行、九行）；改「图曹仁于樊城」之图作「围」（十二页二行）；改「
羽美须髭」之须为「●」（同页十二行）；改「举兵拒守」之兵为「
郡」（十六页八行）；改「元汉祚」之元为「克」（十七页六行），全书如此佳改亦甚多。应皆只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改，非如他人之意为改窜。此何校可贵处也。
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是何焯用内府朱砂将宋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于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其可珍处，端在于保存了吕刻的形貌。这也并非认为吕刻就是正确的。自晋永和至宋元丰，已经九百三十年，《常志》被传钞窜乱若干次了。吕氏所得，并非善本，除已全阙《巴郡士女赞传》外，错、讹、衍、脱字句亦多。但不至如张佳胤之自作聪明、信手妄改耳。元丰至今又已九百余年，窜刻纷纷、展转诱误。纷厖诸刻，实皆自元丰本一源所出，而元丰本久绝于世，无凭订正！甚至明刻如张佳胤蒲州刻本亦不可得，仅赖吴管《古今逸史》本存其形骸。《四部丛刊》影印之钱叔宝钞本，与明代的刘大昌刻本，亦保存得嘉泰邛州本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元丰本，乃与钱、刘本大异。至干嘉世，通儒辈出，始识张、吴、何本之谬，訿为「俗本」。然因元丰旧刻绝迹，莫有能知「俗本」之所以为谬者。尤可怪在：何焯校存之元丰本真迹，人亦不识，至于已入名校雠家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之手，亦不之识，涂批其上满。又至于书估得其后八卷残幅，已知其为何焯校真迹矣，而不能售，再伪造何焯题记以欺世，而后展转入藏向家。向觉明先生极其珍视，初未愿借出，由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乃因谢国祯先生赴川大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