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嗣后郡守汤鹏举、安抚周淙、京尹赵与CHOU（“筹”的古字）、潜说友递加浚理，而CHOU（“筹”的古字）与复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余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时君相淫佚，荒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国初籍之，遂起额税，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鳞次作乂，曾不容刀。苏堤以东，萦流若带。宣德、正统间，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长民者稍稍搜剔古迹，粉绘太平，或倡浚湖之议，惮更版籍，竟致阁寝。嗣是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等，咸有题请，而浮议蜂起，有力者百计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浚，稍辟外湖。十七年，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等，清理续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吴一贯修筑石闸，渐有端绪矣。正德三年，郡守杨孟瑛，锐情恢拓，力排群议，言于御史车梁、佥事高江，上疏请之，以为西湖当开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脉，发白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唐。江湖夹抱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堪舆之书有云：“势来形止，是为全气，形止气蓄，化生万物。”又云：“外气横形，内气止生。”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杭城东北二隅，皆凿濠堑，南倚山岭，独城西一隅，濒湖为势，殆天堑也。是以涌金门不设月城，实寄外险，若西湖占塞，则塍径绵连，容奸资寇，折冲御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实湖水为之本源，阴相输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况前贤兴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业，非为政之体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废，遂至淤壅，频年挑浚。苏轼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专用湖水，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则运河枯涩，所谓南柴北米，官商往来，上下阻滞，而闾阎贸易，苦于担负之劳，生计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谷米蔬蔌之需，全赖东北。其上塘濒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宁，何止千顷，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则上塘之民，缓急无所仰赖矣。此五者，西湖有无，利害明甚，第坏旧有之业，以伤民心，怨读+言将起，而臣等不敢顾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议报可，乃以是年二月兴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尝绘西湖二图，并著其说，故温甫得以其概上请。盖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七两，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除豁额粮九百三十余石，以废寺及新垦田粮补之。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盖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温甫。迩来官司禁约浸弛，豪民颇有侵围为业者。夫陂堤川泽，易废难兴，与其浩费于已隳，孰若旋修于将坏?况西湖者，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岂直为鱼鸟之薮，游览之娱，若苏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与江通，据郦道元《水经》及骆宾王、杨巨源二诗为证。窃谓不然。《水经》云：“渐江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注云：“渐江，一名浙江，出丹阳黟县南蛮中，东北流至钱唐县，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径其南，县侧有明圣湖。又东，合临平湖，经槎渎，注于海。”夫《水经》作于汉、魏时，已有明圣湖之号，不得于唐时复云湖与江通也。《水经》又言：“始皇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不能渡，乃道余杭之西津。”后人因此遂指大佛头为始皇缆船石，以征西湖通江之说，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骆宾王灵隐寺诗有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杨巨源诗有云：“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与《水经》所称浙江东经灵隐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说，泥而不解。夫巨源与乐天同时，使泥其诗以为江潮必经灵隐山以通西湖也，则明圣之号，不当豫立于汉、魏时，而乐天经理西湖时，未闻有江潮侵啮之患。况自灵隐山而南，重冈复岭，隔截江漘者，一十余里，何缘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汉、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广，东北两隅，皆为斥卤，江水所经。故今阛阓之中，街坊之号，犹有洋坝、前洋、后洋之称。所谓合临平湖，经槎渎，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则自古不与江通也。乃今江既不径临平，绕越州而东注，而灵隐之南，吴山之北，斥卤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迹益不可考矣。
《政事录》序 海 瑞
君子何为而仕于人哉?天生一物，即所以生万物之理；故一人之身，万物之理无不备焉。万物之理备于一人，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然君子居穷，应一身一家，其事易。及应举人官，事为胶葛，人为奸欺，日临于前，而不能操吾明且刚者以应之，谓能应事之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