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八百三十里耶？赵云：按《说文》有渐江，又有浙江，云江水东至山阴为浙江，则黟县之渐江，至钱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无渐江。浙江下但云东入海，不计道里之数。至钱唐武林水，亦云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补此一句，以见浙江之即渐江也。武林水既入于江，则是合江流而东入于海，推本源流，所行恰有此数，亦非孟坚误记也。守敬按：《名胜志》引邵重生云：武林乃南、北天竺、灵隐诸峰之总名。及东晋以后，因有诸名，而武林反以无专指而晦。赵谓班《志》有浙江无渐江，非也。说见前。班《志》行八百三十里句，究是错简，或谓
是黟县渐江水下之文，但黟县属丹阳，与会稽隔郡，以系于太末谷水下为合。《 地记》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赵云：按武林水即钱水，今杭人所谓西湖者是。陆氏之记，殆不识眉目之言也。县东有定、包朱作已，《笺》曰：疑作包。戴、赵改。诸山皆西临浙江，守敬按：《御览》四十六引《吴地记》，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涛所衔，行旅为阻。《咸淳临安志》，苏轼守杭日。《开河奏》云，潮水东来，势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犬牙错入，以乱潮水。定山在今钱塘县东南四十里，浮山在县东南四十五里，浮山即包山也。[一九]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会贞按：《元和志》，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舆地纪胜》作七，误。]日极大，小则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泝涛触浪，谓之弄潮。所云月三日、十八日，兼晦及望后望之。但言八月，不及二月，略也。《舆地纪胜》，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日。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月。《 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守敬按：见《吴越春秋》十，此句先虚言。昔子胥亮于 ，朱亮讹作死。全云：隋人避讳，改忠为亮。今误作死字，非也。戴、赵改亮。守敬按：全说是也。《初学记》六引董览《吴地记》，夫差立，子胥以忠謇见亡，遂赐死，浮尸于江，设祭置坛。国人因为立庙，
与此同，可证。而浮尸于江。 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守敬按：见《史记 伍子胥传》，据《沔水》篇 胥山，不关子胥事，故《正义》斥太史之误。此盖存异闻。又按《后汉书 张禹传 注》引郦元《水经注》，吴王赐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与 臣临江设祭，修塘道及坛。吴人因为立庙而祭焉。较此为详，岂《江水》篇之佚文乎？《 录》曰：戴作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守敬按：《史记 集解》引张晏说同。《吴录》所本，《注》盖别采以示博。文种诚于越，朱诚讹作城。何焯云：隋人避忠字，写本乃作诚，又讹作城。戴、赵改诚。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赵改重作种，下同，云：《寰宇记》作种山。《御览》吴会稽分地曰种山，大夫种所葬也，在西乡郭外，后潮水穴山，漂去其尸。俗云伍子胥乘潮水取以去，今山胁有缺处。守敬按：《越绝书》八，种山者，句践葬大夫种。《续汉志 注》引作重山。《御览》四十七引孔晔《会稽记》，重山，大夫种墓，语讹成重。」故《名胜志》引《舆地志》，卧龙山一名种山。又曰重山。《隋志》、《元和志》并作重山，是从其朔言作种是，就既讹后言作重亦是，赵改失考。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守敬按：自文种诚于越以下，本《吴越春秋》，实 。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守敬按：《文选 枚乘〈七发〉》，客曰，将以八月之望，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楚太子曰，涛何气
哉？客曰，不记也，然似神而非。江水逆流，海水上潮云云，郦氏则以浙江当之。何氏曰，元人以《七发》之曲江为浙江，盖因此书引枚生语也。《竹汀日记》，枚乘观涛曲江，百诗不从《南齐书 州郡志》、[二〇]山谦之《南徐州记》，而主浙江，犹可也。乃谓其时会稽郡并入江都国，本欲云江都之曲江，以二江字相犯，易为广陵。考其时，会稽初不属江都，误甚。《朱彝尊文集》亦据郦《注》，谓《七发》广陵之曲江即浙江。《十七史商榷》驳之，以李善旧解指广陵国为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余杭之西津也。守敬按：《史记 始皇本纪》三十六年，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集解》引徐广曰，盖在余杭也。郦氏参合《史》及徐《注》为说。《通鉴》胡《注》，所谓水波恶处，则今之由钱塘渡西陵者是也。西 中渡，则今富阳、分水之间。宋陈鹄《耆旧述闻》云，余杭非江流所经，狭中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江流至此极狭，水波委蛇，始皇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
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守敬按：《初学记》七，钱塘有承湖，一名诏息湖。此云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