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即是肥都，何以复言巨鹿下曲阳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巨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荀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巨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巨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之东南也。二十二年《传》云，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自刘炫《规杜》以后，无不集矢于杜征南者。《书 正义》虽为辨护，亦不得要领。顾亭林疑之而未下断语。[五五]徐善、顾栋高、全祖望、洪亮吉亦直斥之。顾景范调停之，终无解于沾县在新市之南，下曲阳在新市之东。余展转推求，乃知乐平沾县之昔阳，非杜《注》也。其证有六。《左传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注》，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新市去下曲阳不远，一证也。杜《注》，昔阳，肥国都。[其《释例》亦云肥都。]不云鼓都，二证也。秋八月灭肥。杜《注》，肥，白狄也，巨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累城。肥累城去沾县甚远，三证也。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代鲜虞围鼓。杜《注》，鼓，白狄之别，巨鹿下曲阳有鼓聚。是鼓都为鼓聚，非昔阳城，四证也。二十二年，荀吴略东阳。杜《注》，晋之山东邑，魏郡广平以北。此非下曲阳不足当之，五证也。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
杜《注》，昔阳故肥子都。此刘炫误认昔阳为鼓都之据。而杜《注》仍称故肥子都者，以合十二年《注》，绝不以为鼓都，六证也。《传》文遂入昔阳之后，即云八月灭肥，则昔阳非肥都而何？若是鼓都，不可通矣。其后二十二年灭鼓之役，则肥已灭于十二年，时昔阳已为晋有，故不妨言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以其去鼓国不远，故伪籴使之不疑，若是鼓都在国门外，不可伪矣，其云故肥子所都，下一故字，可知非当时肥子所都也。而灭肥下《注》，下曲阳有肥累城者，此为灭肥之后，时人所称名，即刘炫所谓疑是肥名取于彼也，不得其昔阳先为肥都也。是则昔阳、鼓聚、肥累城，皆在下曲阳，杜已明注之。鲜虞、鼓国、肥国，皆白狄小国，相为比邻，焉有乐平沾县昔阳之说自相矛盾乎？此必由浅人见《图经》乐平沾县有昔阳城，遂以续于杜《注》肥子都下，不知其相违反。幸杜《注》原文尚未改，使吾得以寻求，知为羼入，亦一快也。征南有灵，亦当惊知已于千古矣。然郦善长于遂入昔阳下，删去杜《注》昔阳肥都，以便其昔阳在沾县之说。刘炫则坐实昔阳为鼓都，二人皆地学大家，尚不能辨此。使征南受诬千载，可叹也。然其致误之由，始于应劭。《汉志》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以鼓聚、昔阳亭合之为一，《十三州志》遂沿其误。而司马彪《郡国志》则云，下曲阳有鼓聚，有昔阳亭。分之为二，似亦知鼓聚为鼓国，昔阳亭为肥国者。人知以沾为阳之误，而不知以昔阳为鼓都之误，人知昔阳为鼓都可说，而不知遂入昔阳灭肥为鼓都，不可说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会贞按：《隋志》武安有榆溪。水出梁榆城会贞按：城在今和顺县西北。西大 山。会贞按：今和顺县西北四十里，有石猴岭，即大 山，梁榆水所出也。水有二源。北水东南流，径其城东南，注于
南水。南水亦出西山，东径文当城北，会贞按：城当在今和顺县西。又东北径梁榆城南，即阏与故城也。秦伐韩，戴改韩作赵，守敬按：非也。详下。军于阏与。守敬按：阏与本赵地。《赵奢传》有军于二字，此脱，今补。惠文王使赵奢救之。朱救作敌，《笺》曰：宋本作救，或作攻。戴、赵改救。奢纳许历之说，破秦于阏与。守敬按：见《史记 赵奢传》。谓此也。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湼县有阏与聚。守敬按：《史记 正义》言阏与，引诸家说不能决。《赵世家》，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击秦，大破秦军，即《赵奢传》所云秦伐韩军于阏与者也。似阏与为韩地，然观《奢传》秦将言，奢军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意谓奢去阏与甚远，秦必破阏与，其地非赵所能有也。]又证以《魏世家》，昔者魏伐赵，拔阏与，不能取。又证以《赵策》，胡易伐赵，攻阏与，赵奢将，救之，皆此一地。又证以《秦本纪》，昭襄王之三十八年，攻赵阏与，则阏与实赵地，但与韩境相接耳。本秦伐韩，故史云，秦、韩相攻，溯其始也。而波及于赵地，故史又云，秦攻赵地阏与也。此《注》本《赵奢传》立说，而脱军于二字，则阏与为韩地矣，与《奢传》不合。戴竟改作赵，亦与《赵世家》不合，当仍史作秦伐韩军于阏与为是。郦氏合阏与聚、梁榆为一，其说是也。其地在今和顺、榆社之间，于汉晋时属沾县，于赵时属武安，故《赵奢传》言秦军武安西也。《隋志》谓在隋之武安，已为非是，《元和志》、《史记 正义》更谓在武安西南五十里，若然，则去邯郸不过百余里，何须卷甲二日一夜至，而仍去阏与五十里乎？皆由不悟史迁武安
西之文，所包甚广，不得于隋唐之武安求之也。阎若璩分在涅县者为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