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本、明抄本作无，作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守敬按：自黄帝之世句至此，全本卫恒《四体书势》而钞变其辞。孙畅之守敬按：孙畅之《画记》见《隋志》，此当是其书记之文，畅之有《述书》，见《渐江水注》。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朱仁作什，《笺》曰：《初学记》引此作傅宏仁。守敬按：《初学记》未引此句，《淄水注》引孙畅之说，作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守敬按：《淄水注》引此事作铜棺，是也。桐棺何能历久不蔽？前和外隐起朱无起字，《笺》曰：脱一起字。全、赵增。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有起字。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朱无六
字，《笺》曰：脱六字。戴、赵增。守敬按：《初学记》、《御览》引此并有六字。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朱余作隶，《笺》曰：《初学记》作余，戴、赵改。守敬按：明抄本作余，《御览》同。证知隶自出古，《笺》曰：自一作字。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作字。非始于秦。孙星衍曰：此必不然，好事者为之也。郦君小学最疏，故取此委巷之说。守敬按：近日安阳所出之龟板，守敬亲见数十枚，纯是三代古文，决非伪作。惜不令渊如见之！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守敬按：本卫恒《四体书势》文。邯郸淳，《魏志》附《王粲传》。书此碑者，《魏书 江式传》直云，邯郸淳书。《晋书 卫恒传》则以为转失淳法。胡身之《通鉴 注》言，《魏碑》以正始年中立。《后汉书》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余年，决非淳书。然究未得实指书人姓名。余谓《卫恒传》，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谓卫敬侯初学古文于邯郸淳，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此石经即卫敬侯书无疑。[二八]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会贞按：树之于堂西以下四句，接上魏事，叙《魏石经》，[二九]前云，汉立石于太学讲堂东侧，此在堂西者，则魏石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国子学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体。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指魏言也。国子学堂在太
学堂西，又言三字，又言长八尺，并与此《注》合。其称三十五枚，并可以补此《注》之缺略。《北史》，江式亦谓魏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惟以为邯郸淳书则误。《洛阳伽蓝记》作二十五碑，与《西征记》异，而以为蔡邕笔之遗迹，则认汉碑作魏碑，尤误。碑石四十八枚，王校本云：朱十讹作千。会贞按：朱作十，其讹作千者，锺、谭本也。项絪、黄晟本亦讹。广三十丈。[三〇]会贞按：此二句补叙《汉石经》，碑上当有汉字乃分明。《后汉书 蔡邕传 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堂前有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四十六枚，当从此《注》作四十八枚。盖《论语》三碑下脱存字，后人以为《论语》只三碑，故改四十八枚作四十六枚以就之。例以上称十六碑存，十二碑毁，此句当作三碑存二碑毁，则《论语》本五碑，[三一]合计共四十八枚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称，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则又脱八字。《洛阳伽蓝记》、《后汉书补注》四引《羊头山记》、《续博物志》六，并作四十八枚，可证。广三十丈句有误。考《后汉书 儒林传 注》引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碑各广四尺，综计只十九丈二尺，举成数当作广二十丈也。魏明帝朱讹作文帝，全、戴改，赵辨见下。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赵云：《隶释 石经残碑》曰，《水经》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隶《三字石经》。盖诸儒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其论云，汉镌七经，皆蔡邕书。又云，魏立《一字石经》。其说自相矛盾。新、旧《唐
志》有今字石经七种，而注《论语》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盖唐史以隶为今字也。观遗经字画之妙，非蔡中郎辈不能为。以黄初后来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岂魏人笔力可到？当以《水经》为据。三体者，乃魏人所刻。《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又《隶续 三体石经左传遗字》曰，石经见于范《史 灵帝纪》及《儒林 宦者传》，皆曰五经，蔡邕、张驯《传》则曰六经，惟《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郦氏《水经》云，汉立石经于太学，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隶三字石经。《唐志》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曰《尚书》，曰《左传》。独《隋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