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四漕卒表
漕之法，水运则有江河风涛之险，陆运则有飞挽负驮之劳。其动众，不盈万不足以致利。国家历代役民，求其不病民者寡。若汉因秦敖仓之旧，岁漕关中粟以给京师，自是而后，渐致其弊。淮南地远，或数千里，遥属于汉，而吏卒（遙）［徭］役往长安道中，衣装悉自备。至武帝时，今年发卒数万治河，明年发卒数万穿渠，又欲通褒斜道以省漕卒，而漕竟不利。后河平元年，治河卒非受平直贾者为著繇六月，然其惠亦十之一也。故终汉世，欲利民而民病滋甚。
及晋咸和六年，以漕运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人，各运米六斛。穆帝时，又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以助支运。是则一时之权宜也。
隋开皇初，诏于蒲陕等水次十三州置募米运丁。又诏蒲陕以东募人能运洛阳米四十石达常平者，免其支运。后大业间穿三渠，天下弊矣。
唐初，江淮漕租至东都，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什七八，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间，议发卒凿之便漕而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囚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及裴耀卿建议，欲罢陆运，未果。景云中，陆运又分八递，（顾）［雇］民牛车以载。厥后刘晏为使，即盐雇傭，上下颇称利。自两税行而罢水陆使，江淮之漕至渭桥者益少，而米亡耗于道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议，漕至渭桥，五百亡五十者死，以次递减，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而卒荼毒亦极矣。
宋建隆元年，漕运故河渠，岁调丁夫开浚，粮糗皆民自备。丁未诏：悉从官给，遂著为式。厥后役卒也，转运使以本路纲输嘉、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而汴舟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冬河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聚，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沉溺之患。又许纲运载商货不征。其后，发运使独任，文移日繁，吏得以舞智，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诸富郡，市利趣京师。自是江汴之舟无办，而挽舟卒有老死道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坏，甚至导洛司废而税务剥削。故苏轼奏言纲运之害，其略有五，切中时弊也。辞具《议略》。
迨元八九十年，国课惟专海漕之利，凡运粮有脚价钞。至元二十一年，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四年，又增十之四。延祐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几有五倍以给船户。船户亦犹今之漕卒也。然海飓不时，漂溺者众。至元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自汉唐以来，漕卒之得失，大略如此。
元法视宋号为简略。宋初漕卒颇利，较诸汉唐固为优恤，既久，法令不一，卒亦不堪。迨我朝，太宗留神漕运，稽古准今，漕有定卒，居有常糗，运有行粮，米有定数，数有加耗，领有长，长有总，载许私以济其费，道设医以察其病，无外征，无他役，其优恤之典，可谓至矣尽矣。无事则操舟而运饷，有事则可列伍而水战，寄危于安，藏兵于食，是则又祖宗法外之微意也。若夫经历坝、闸、浅、洪，则又有徒役，时备以济其不虞。卒凡十有二万，而徒役亦岁有四万七千余人，暂发者不与。其统领者，则曰老人，曰总小甲。于是作《漕卒表》，而《徒役》附焉。
南京二总
其一
锦衣卫百户三员，旗军三百四十一名，浅船二十四只，每年该造二只四分，运粮一万四百六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
府军卫指挥一员，百户一员，旗军一百三十名，浅船一十三只，每年该造一只三分，运粮四千九百九十一石二斗六升。
金吾后卫指挥一员，百户一员，旗军一百六十四名，浅船一十五只，每年该造一只五分，运粮五千三十五石一斗二升八合。
豹韬左卫指挥二员，百户一十二员，旗军二千三十二名，浅船一百九十二只，每年该造一十九只二分，运粮六万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骁骑右卫指挥一员，千户二员，旗军三百五十九名，浅船三十五只，每年该造三只五分，运粮一万一千二十二石一升八合。
府军右卫千户一员，百户一员，旗军一百二十名，浅船一十二只，每年该造一只二分，运粮三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四合。
神策卫千户一员，百户一员，旗军一百三十五名，浅船一十四只，每年浅造一只四分，运粮四千一百四十四石一斗七升。
虎贲左卫指挥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员，旗军二百三十四名，浅船二十六只，每年该造二只六分，运粮七千一百八十四石二斗六升八合。
留守左卫指挥一员，千户一员，旗军一百九十二名，浅船二十二只，每年该造二只二分，运粮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四合。
鹰扬卫指挥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二员，旗军三百七十四名，浅船二十四只，每年该造二只四分，运粮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一石五斗四升八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