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新故事物，较前志核实，而删前志艺文、稗官二门，以有关邑之文献掌故，各从类引载。民业志物产条载：“顾渚山产茶，唐大历五年置贡茶院以此，宋初犹贡，而后乃罢。元改为磨茶院，明洪武八年革罢；改每岁贡茶芽二斤，贡南京“焚荐”于奉先殿，永乐时增至三十斤。”叙贡条，又详述采茶制茶之法。按顾渚山在县西北水口镇，产茶以紫笋茶最佳，芽长二三寸，其梗色紫，其叶色绿，以上吉祥所产尤为上品。紫笋茶以形如紫笋，陆羽《茶经》评为第一。《茶经》云：“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芹者次。”至今长兴茶农犹奉羽为茶神。据《湖州府志》载：“明初丁酉，朱元璋据金陵称吴国公时，进芽茶三百斤，以后年年递增，并以茶一斤，折钱一百二十文。”按此说乃以贡品变为苛税矣；至清初始罢，以后顾渚茶不为人所津津乐道也。
长兴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谭肇基修，吴棻纂。肇基字祝泰，号岐峰，广东新会人，雍正十二年进士，乾隆八年由龙泉县调知长兴县。棻归安县人，举人。此志纂成于乾隆十四年，全书凡三十四门，卷首图八幅。长兴县志，自明邑人顾应祥纂县志二种，以后修志，大抵沿其体例；此志则分为三十四门，编纂草率，疏于考据，惟书中引录公牍，足为今日可备考之资料。如物产门器用之属，煤一条，引录当时矿窑开采之公告，可以反映当时矿工工作状况与开矿制度，兹录全文如下：“合溪以上，西山一带，长邑煤窑；在合溪南北两山，岩户出赀呈报开采；其无关碍城池龙脉及民间坟墓等处，听从民便。以地主为岩户，官地官山，则以领帖输税之人为岩户。此天地自然之利，上以输国库，下齐民用者也。但思图煤之利，必先审煤之害：煤井深有百余丈，远至二三里；开挖者数十人，百余人不等。往往有掘向深邃处，忽水泉涌出，抑或支木不坚，从上坍下；又有工人不谨，燃油失火延烧等弊。在下者，呼吁奔窜无路；在上者，披发援手罔济；人命轻如草■〈艹官〉，莫此为甚。因出示晓谕；不得过深远，随支板木，俱用坚桩；每夫各给麂皮袴，以免水气内浸，灯则用明角外罩，迩年报伤人命者，亦罕矣。其雇用人夫填明年号住居，并取具连环结状，以凭稽核。向日外来奸匪，具无处隐匿，其中至无业游民尽行驱逐。倘有留客致生事端者，责成岩户与该甲长。如此庶于足国裕民之道，两无妨碍，而民命亦借保全。”如若此记载采矿之情况资料，乾隆时所修方志虽多，但极少有引录此等资料。光绪间修《长兴县志》，仍全文过录也。
长兴县志二十八卷清嘉庆十一年刊本(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残本)
清邢澍修，钱大昕、钱大昭纂。澍字雨民，号佺山，甘肃阶州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嘉庆元年任长兴知县。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竹汀，一号辛楣，江苏嘉定县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詹事。大昭字可庐，国学生，大昕之弟，兄弟均精考证之学。长兴《谭志》止于乾隆十二年，草率不精，故延大昕重纂。是时嘉靖《顾志》犹存，邑人视之为县志圭臬。大昕之纂此志，故定例谨严，志凡二十九门，附类者凡八，为其晚年精心之作，世称善本。按其所定疆域、风俗、物产、帝王四门，备极详谨，疆域下附形势，以明邑境之扼要。记风俗，则重在蚕桑俗礼。物产则详于土著，长兴产煤、产茶、产酒有名，三者记之特详。其物产小序云：“逞博炫奇，类于茶经、蟹志、牡丹、荔枝谱之体例，《琴川志》尝讥之矣。”衍其义，故述物产绝无炫博空谈。帝王一门，则皆证史传核实也。此外有杂识一门，兼及考证；而又别立辨证一门，视若重复，然其泾渭分清。考证则正显著之讹误，辨证则不妄推前人议说，而引经据典，直斥无当。余阅此志，每叹大昕考据之精微，兼通志例深识，但于沿革之辨证，谓：“颐尚书失之讨论沿袭。”而起众议之诽。长兴沿革，邑人顾应祥纂县志，据《史记正义》谓县为秦鄣郡、会稽二郡间地。而大昕《辨证》，以《顾志》沿革与郡志两相矛盾，乃引沈约《宋书·州郡志》长城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乌程立县。”《辨证》谓：“当太康建县之始，长城(今长兴县)与故鄣并为吴兴郡属县，而故鄣为秦、汉旧县。志但云分乌程立，不及故鄣明乎，故鄣与长城无涉也。休文武康旧族，以本郡人修国史，而所言凿凿。此所谓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动者矣。”大昕指出《顾志》之误；由是长兴沿革，群起争论，百余年不决焉。沈登瀛(乾、嘉时考据地理家，乌程县人，著有《深柳堂文集》作《原乡考》(《恽志》卷三十二引全文)谓：“钱大昕《长兴县志·辨证》以孝丰为原乡旧地，强于限断，则惑之甚矣。原乡以今长兴之原乡山得名。安吉、原乡二县，同分于故鄣，安吉在先，原乡在后，安吉在南，原乡在北。”登瀛以先后之分，方位所在，驳斥大昕妄罗《吴兴掌故集》之谬，用以强辨，以孝丰为原乡旧地之误也。嗣后朱镇纂《长兴县志拾遗》及《拾遗补》(即《故鄣考》)谓：“顾应祥志沿革引《史记正义》，其后论者转以为非。谓先贞观之世，安吉并于长城，至麟德初复立安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