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载。其名称曰志，或曰记，实兼及图经、录、乘，至是方志渐符史体矣。元、明方志，大抵承宋志体列。元始置行中书省，明有布政司，掌管一省事宜，自明以来，乃有一省之通志。其时关镇军、乒备道诸武官，亦著书侈谈地理形势、疆场城塞、兵马刍粮之事，而有关镇军卫所之志。明、清职方制，设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诸级，各有修志，其记载有区分，而体裁大抵相似，事无巨细，无不述焉。王士祯谓：“《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史书之所无，有溢于史例之外矣。虽不免踵事增华，末大于本，若非妄谈，乃可以补史书之不足也。
盖论历代纂修方志得失，以缀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书，说地理者多矣。或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载者，今其书渺不可求，亦无从窥其体例也。自宋迄元、明、清之方志存者尚多，犹可考其纂修因革之源流。宋自祥符中诏天下修图经，援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兼述人物、艺文，体例庞浩，周淙《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为尤著者也。元修方志，以宋志为法，纪载增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述及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录以碑碣，袁桷《延祐四明志》，记及水利。均增益备，叙述简括，深有体要，可与宋人颉颃也。明修方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康海《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韩邦靖《朝邑县志》，则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约其文辞，治其烦重。故文省而事不漏，且叙次点缀，若有余间，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论二公之书者，称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又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朝邑志》笔墨疏宕，取法《史记》。”其后修方志者，莫不以《史》《汉》为圭臬，因而多奉康、韩为宗矣。清修方志，于乾嘉时最盛；如戴震、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辈，以修志应繁，终年载笔。其所纂之志多征博引，致无一字不著来历，戴震甚谓：“志以考沿革，但悉心于地理，则志事已竞。”其时章学诚驳以修志，专事沿革，则偏而不全。由是修志家致生二说，互持论评。后人称戴震等为考据派，章学诚为撰著派。学诚修志，实承康、韩，以著述为旨，以史法为例。其尝言曰：“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须立三家之学。”三家之学者，章学诚所订《方志立三书议》也。余谓学诚修志，以史法为例胜。康、韩修志，以《史》《汉》之文胜。康、韩之书，辞约而事不漏，简核尔雅。学诚以史例为骨，体大空疏。其所拟《湖北通志》例，体裁庞浩，则文繁事复，终不免后世议其缺失也。岂其定例，剪裁之技虽工，而修辞炉炼之功不足哉欤？终不若考据家如钱大昕、洪亮吉辈，勒成诸志，开卷井然，事详词畅。其后李兆洛、俞樾辈继为有名，而学诚之学，则无后继者也。
方志之书，见载于史书艺文志者，始于《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新元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列于地理类，未有别立方志一门。《清史稿·艺文志》地理类有都会郡县之属，载方志三百五十六种，大抵为官修之志也。而《千顷堂书目》所收方志，有一千六百多种，《古今图书集成》内录方志，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可知方志卷帙之浩繁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执事者于方志，厌其芜滥者多，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仅收四十七种，又杂志及存目一百数十种。考方志之载于公私书目，而独立一门者，始自《通志·艺文略》地理类，有郡邑之属，图经之属。《国史经籍志》地理类，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目》地理类有方州志一门，《澹生堂藏书谱》图书类有省会通志、郡邑志二门。迄清末缪荃孙编《学部方志目》，始有方志专目之书，瞿宣颖撰《方志考稿》，又有提要之作。自后数十年间，方志目录之书多矣。或为考索存轶，或为著录藏书，竞为新异。近人朱士嘉汇集全国今存方志，编为《中国地方志综录》，共有七八千种。
观今存方志，由于编纂者之学识参差不齐，往往高下悬殊；故其书有纯有拙。然大率芜滥者多，纯于史法者少；要不失为可备考之资料，即使有芜滥之偏，亦皆足以参考也。举凡方志中省府州县之建置沿革，职官典制，风俗物产，农业水利，人物艺文之类，由于各级方志纂辑之时，因地近知征而易核，故能迹真翔实。虽其有详有略，或核或谬；则撷信实，弃虚构，皆可以为当世建设所致用也。清初顾祖禹纂《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府县方志，凡一国之疆域山川郡邑形势、典章制度、风俗物产、屯田赋役、战守成败、兵马刍粮之事，及河漕堤塘水利之兴废，皆究厥本源，汇于一书，可以详其利病之所在者也。由是后来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可备考之资料。其初则用之于考证经史，及国家经济利病之所在，如朱彝尊《日下旧闻》，钱大昕《辽史拾遗》，陆心源《宋史翼》，间亦取材于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