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尊王制，一政教也。志《令甲》
明
宣德四年，令“本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如隐匿及倚势不纳钞者，船没入官，犯人治罪。惟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纳。”又令“受雇装载船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通州，俱每料纳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至北京，每料纳钞五百贯。若止装柴草、米粮及空船往还者，不在纳钞之例。”
正统十四年，令“内外税课止照洪武年间旧额收受，不许过多。”
弘治五年，令“监收商税止照旧例，不许分外搜求，有伤治体。又，一应税纳钱钞去处，俱令客商自约。若有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及将烂钞低钱搪塞，搅扰商税者，枷号三个月发落。”
嘉靖九年，以监收船料等项，虽俱具数造册奏缴，但所收多寡，未免有欺隐之弊，以致上亏国课，下害小民，无凭查考。饬令部臣议处停当，开立禁革条件，具奏定夺。通行各钞关遵守，以除宿弊。又谕部：“各钞关收受商税船钞，虽已稽考严密，而宿弊实不能尽除。差去官员亦多苛刻取盈，往来多怨。今后务差老成廉静者办理，仍严加关防觉察。若再有贪鄙、不惜行检之人，即行参处黜罢。”
国朝
顺治二年，令“各关津税银，俱照前朝万历年间《会计录》原额征解。计淮安关岁额二万二千七百八十余两，嗣经部议，于天启、崇祯年间续加各饷五万四千两零内减半征收。派买铜斤，以资鼓铸。裁定淮关额税每年征银五万四十七两九钱六分八厘。”
四年，户部遵旨议复：“米麦船只，明季则例，俱纳加补。今应仍令照纳加平船料，其农船装载米麦，不在此例。”
八年，监督石特库征解溢额银八千二百五十二两五钱。
九年，奉部札知各关：“出差司官俱以顺治八年征解钱粮为额，淮关每岁应征银五万八千三百两，即为定额。”
康熙四年正月，奉旨：“各关收税溢额向定有加级纪录之例，以后著永行停止。”
是年九月，奉上谕：“各省钞关，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非欲其额外多征，扰害地方。近闻各处收税官员希图肥己，任用积蠹地棍，通同作弊，巧立名色，另设戥秤。于定额之外，恣意多索。或指称漏税，妄拿过往商民拷诈；或将民间日用细琐之物及衣帽等类原不抽税者，亦违例抽税；或商贾已经报税，不令过关，故意迟延勒掯，必遂其贪心乃已。此等弊端甚多，难以枚举。违背国法，扰害商民，殊为可恶。嗣后，各地方官员俱着洗心涤虑，恪遵法纪，务期商贾通便，地方相安。如仍有前项情弊，在内着科道官，在外着该督抚参奏，从重治罪，决不饶恕。如该督抚不参奏，别经首发，该督抚以徇情治罪。钦此。”
是年，直隶巡抚王联登奏准：“各关多刊木榜，竖立通衢要地，俾商民共知《则例》，即州、县易知由单之意。”
六年，户科查培继奏准：“近日各关印簿字迹有如出一手，不系商人亲填者；更有私刊木印、红单，不系官标者。定系奸胥蠹役把持滋弊。饬令各关严行禁革。”
八年，工科柯耸奏准：“各关木榜革除钞贯字样，止刻征银数目。其收税数目单一样填写二张，一发商执，一送部核，耑责贵州司掌管。”
是年，部议复准考核定例：“收税官员欠不及半分者，降一级留任；欠半分至一分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欠二分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欠三分以上者，降三级调用；欠四分以上者，降四级调用；欠五分以上者，革职。”
九年，漕运总督以淮安十里三关题定：“户部粮储、工部抽单，总并淮关征收。”
二十五年，因办铜不敷，奉旨：“淮安关每年加额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自此，淮安关项下每年额银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常盈仓项下每年额银三万八百九十两八钱七分一厘，清江厂项下每年额银五万七百六十九两一钱三分一厘一毫三丝，共淮安关岁额征银十五万七百二十九两二厘一毫三丝。
是年，监督杜琳奏：“淮关税额历年告缺者，一苦于周家闸之筑坝也。盖豫省货物，原赖此闸一水到淮。自筑堤坝以后，商船艰阻，遂绕道漏越，而淮税缺。一苦于盱眙涧溪之拦截也。盖南河货物必由盱涧下淮，自康熙二十年凤关复设，部员添征盱税，遂有彼处地棍、奸牙，将由水下淮货物在凤关既征之后，勾引陆运，越漏淮关，而淮税更缺。一苦于淮关附近之朦胧镇、轧东、东沟、沙沟、岔河之走漏也。盖山东、海、赣猪鱼豆杂等货例从安东由淮南下，自海禁初开，即有客货由沿海地方，绕至庙湾南去；其由安东过淮货物，则有地棍勾引奸商，俱绕朦胧镇等处，直达高邮、邵伯过坝南去；其南来货物亦复如之。盖此路径僻难稽，又无闸口阻滞，所以商民大半皆由此南下，而淮税因之大缺。目击心筹，势难补苴。应恳圣恩敕部查议施行。”
四十三年，奉旨：“部院衙门各处笔帖式等俸禄钱粮，每月裁银一两，米亦随俸裁去。”
五十二年闰五月，奉旨：“庶吉士甚为贫苦，着税差人员酌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