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案：天下未有无其物而可强为者。即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斲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后可生瓦器，岂无是土木而陶人工人琼森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不知如果性恶，安有欲为善之心乎﹖即此有欲为之心，已足验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顾孟子之意」，似迂。彼既主张性恶，岂顾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
辩曰：一阴一阳，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归，人伦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为天下也。不然，何以为天下﹖圣王之兴，岂为性恶而已哉！故性善，得圣王则愈治，得礼义则愈兴，安得曰「去圣王，息礼义。」性善而得礼义，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 性一也。」
辩曰：天下之性恶而已，尧、舜、桀、跖亦恶而已，是自生民以来未尝有一人性善也。未尝有一人性善，其礼义曷从而有哉﹖其所谓圣人者，曷从而为圣人哉﹖
荀子曰：「尧问于舜，人情何如。舜对：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
辩曰：荀子载尧、舜之言，则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则是妻子未具而尝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则是嗜欲未得而尝有信矣。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则是爵禄未盈而尝有忠矣。则是天下之性，未尝无孝，未尝无信，未尝无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学荀子者，以吾言为何如﹖
百家谨案：荀子之学，与告子极相似，而有辨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桊之说也；礼义为伪，此义外之说也；以性为恶，即食色为性、生之谓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桊喻义者，以为人生所有之本质，惟此知觉，而知觉无礼义也。欲得理于我，必须向天地万物上求之，使与我之知觉合而为一，而后为作圣之功。而不知此知觉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即礼义也。然告子之东流、西流，亦只言性无善恶，须复求理于外。而荀子则直以人欲横流者为性，竟云性恶，反礼义为矫性之伪物矣。嗟乎，性道难言也！孔子明言求诸己，孟子明言性善、万物皆备，程子明言性即理也，朱子明言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彼告子、荀子以礼义为外，人皆知为异端，犹可言也；欲明为儒者，不识吾性之即为礼义，狺狺焉欲以沿门乞火为秘旨，凡有反求诸己者，即便妄诋之为禅，不可言也。
辩习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习有善恶者，何也﹖物诱于外而欲攻于内也，好恶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间也。养之而弗充，则性之弗固也，况未尝一日而养之乎。能自养者鲜矣，于是有君师之教、礼义之化也，所以养其性、长其善而正其习也。习不正则恶矣，恶不已则其性汩，而谓性之不善，是何异于害其苗而谓苗之不长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无外物之害，则苗无不长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养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恶其害苗也。善养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恶，恶其害性也，然则性者善也，习有善与恶也。习久不变，然后善恶定也。卒而为君子，卒而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善习者，虽瞽、鲧为父，亦舍父而习他矣。性则善也，习有善与恶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
语录
先生言人当先养其气，气完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班固之文，可谓新美，然体格和顺，不若太史公之严。近世孙明复及石徂徕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则事无乖逆，而下不能为奸。必欲和，莫若分过而不掠美。
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所谓变者何也﹖盖尽中道者，圣人也；而中道不足以尽，圣人故必观于变。盖变则纵横反复，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贤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与权」，孟子「恶其执一」也。
治《诗》者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也。且《诗》何必分二《南》为《国风》，而《雅》有大小，又有《颂》也﹖盖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闺房衽席之间，以至乎人化之。盖《风》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国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颂》者成功之始，是谓四始也。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杨子称孟子之「不动心」曰：「贫贱富贵，不能动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长往之士，岂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岂非所以死生不动其心也﹖如此，则孟子之不动心，乃常人尔。盖孟子充养之至，万物皆备于我，而万变悉昭于胸中，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