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裨朝政，下肃台纲，岂顾宠禄之居后哉。若有顾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许追寝前命。于是王荆公执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报。其进第四状曰：「臣观制置奏请，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贷民以取利，是特为管仲、商君之术。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仁义治天下，不愿陛下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国，广轮万里，内无强臣敌国之患，外无西戎、北狄之难。四海九州岛之赋，供用不为不足。不于此时与庙堂之臣坐而论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为均输、举贷之事，臣窃惜之！」其第五状曰：「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安石持强辩以荧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故虽陛下之至圣，不能无惑。近者中丞吕公着而下，皆以不职乞从责降，臣独区区未敢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百官集议。如臣等言非，甘从远窜；如是，则安石、惠卿乞行贬斥，以谢天下。」又言：「刘述、刘琦、钱顗等皆以言事责降，范纯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忧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还范纯仁，以厌人望。」又言：「中丞吕公着以造膝之言落职补郡，安石增改诰词，暴扬其语，欲以中伤，尤失事体。右正言李常待罪，两月不报，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韩绛以制置三司条例司而为参政，是以利进，自古进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为小人。于是神宗有诏，召先生试知制诰，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辞曰：「臣所言不能开悟圣心，方且待不职之罪，未知谴所，召试非臣所敢当。荆公方遣人趣先生承命，见奏大恨，议出为陜西转运使。上曰：「陈襄经术，宜在讲筵。」乃复令修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阁侍讲，先生固辞。神宗赐手诏曰：「卿以言事未遂，不受知制诰之命，且求外补。朕慕卿经术，深惜远去，特还旧职，庶几左右经席，渐摩道义。来奏尚欲固辞，岂未悉朕意与﹖还卿来章，当亟就职。」先生不敢复辞。次年，卒用为知制诰。荆公终欲出之，上不许，诏直学士院。荆公恶之不已，以草河北诏言「水不润下」，中书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宫」之语，为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陈州。未，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学校不兴，复修筑聚讲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复知陈州，其讲学如杭州。熙宁八年，召还，知银台，迁枢密直学士，判太常。次年，兼侍讲 。又次年，命为郊祀礼仪使，详定郊庙礼乐。元丰二年，判尚书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病矣。次年，卒。妻子问遗言，索笔书「先圣先师」四字。赠给事中。其后累赠少师，谥忠文。所著书有《易义》、《中庸义》、《古灵集》二十五卷。（云濠案：先生所著书尚有《州县提纲》。其《古灵集》二十五卷，为先生子绍夫所编。《居易录》称为二十卷，盖未见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为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讲筵，荐司马温公以下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尽用也。元佑名臣，皆在其中。南渡后，高宗 得其稿，诏示天下，以为荐士者法。
祖望谨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自此造端矣。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盖稍后，其孜孜讲道，则与之相埒。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安定之门如孙莘老、管卧云辈，皆兼师古灵者也。于时濂溪已起于南，涑水、横渠、康节、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圣人之堂。古灵所得虽逊之，然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故特为立一《学案》，而以郑氏、陈氏、周氏三子并见于后。
古灵先生文集
隐居求志，古人尚之。然有圣人之隐，有贤人之隐，有介夫之隐。圣人之隐，乐天以俟命，时未可而潜，时可而跃者，蜿蜿蜒蜒，莫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贤人之隐，养气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贫贱而乐，颜、曾是也。介夫之隐，但洁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不足与忧天下，长沮、桀溺是也，是则君子不为也。（《与章表民》。）
后进士来兹者，亦早夜不已，有所勉。然进而是，退而疑，故吾日为之忧，恐不能有远到者。（《与陈砥》。）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闻。好为善之人，惟恐有闻。（《答黄殿丞》。）
不离经而用权，不先利而后义。
视非正色，谓之不明。听非正言，谓之不聪。故君子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乱视听也。（以上《与安度支》。）
圣人之经，待人而传。当明大义，折诸家异同之说，以示后学，不宜有让。（《答许太博》。）
仆他无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乐闻己之过，则似有之。（《答周有终》。）
君子患己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与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先王礼义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词章者为能，守经行者为迂阔。天下之士习，固已涂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