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训，实体诸人伦日用间：在前明，为薛、胡之后劲；在本朝，为清献之前茅。身处草野，日抱嫠忧；荒江寂寞中惴惴念乱，其心固未尝一旦忘天下也。尝言『人自着衣至于解衣，终日之间所言、所行，须知有多少过差；自解衣至于着衣，终夜之间所思、所虑，须知有多少邪妄。有则改之，此为修身第一事』。又曰：『为学自不欺始，不欺自亲长始；于亲长忍用其欺，安往而不欺者』！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简率；薛、胡谨严，陈、王放旷。今人多舍朱、从陆，尊陈、王，诎薛、胡，固由人情便简率而苦精详，乐于〔放〕旷而畏谨严；亦缘百余年来阳明之学大行，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间读程、朱书，亦止本陆、王之意指摘其短长而已。此种习尚不变，窃忧生心害政之祸未有艾也』。又曰：『学者舍稼穑，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而世道可以复古矣』。故其所补「农书」，皆得诸身试者。
何商隐名汝霖，武原人；凌渝安名克贞、沈石长名磊，皆乌程人；吴嘉玲字佩葱、一字岵瞻，陈梓字古民，祝洤字人斋，海昌人。商隐常言『杨园学术至正，言行无疵；至其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凌先生曰：『杨园闇修一室，而闻风者悦服、觌德者心醉，惟其诚耳』。陈古民曰：『先生纯粹如敬轩而研穷精核谨饬如敬斋，而规模宏远』。人斋祝氏既刻其遗书，复择粹语为一编曰「淑艾录」，以示学者。陆清献公未获与先生相接，及见其遗书，乃心折焉。
——见原书卷二十七（名儒）页七下。
张尔岐（附孙若群）
齐鲁自伏生、辕固而还，至东京之末，康成郑氏始为诸经笺注，号称经师。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特起，为人伦师表。越六百年，复有蒿庵张先生。
先生名尔岐，字稷若；济阳人。明季，为诸生。入本朝，隐居求志。当正学昌明之日，博综载籍，以笃志力行为本。性孝友，服亲丧三年，号泣不辍；殡葬皆遵古礼。以沃产让两弟，为代纳赋税三十余年。及易箦，独属子代纳，以终二弟之身，为其有废疾也。卒于康熙十六年，年六十有六。
当是时，孙钟元讲学苏门、黄梨洲标宗姚江，皆出入白沙、阳明间；先生独守程、朱说不少变。海内君子如桐乡张考夫、太仓陆道威，各以韦布躬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缟紵未通，而风期合辙，隐然有以开陆清献、张清恪之先。故崑山顾亭林，亦时以康成、泰山、徂徕三先生相勖。先生闭户著书，所与游自亭林外，惟长山刘友生、乐安李象先、关中李二曲、王山史四人而已。乾隆中，诏征海内遗书，其乡人以先生著书上。当事进册府，海岱经生益知先生为三先生以后一人。吴江陆朗夫（燿）、陈臬山（东）建蒿庵书院以祀先生，而额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论着以立教也。其「辨志」略曰：『人之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大异者，习为之也。习之所以异，志为之也；志异而习以异，习异而人以异。故志乎道义，未有入于货利者也；志乎货利，未有幸而为道义者也。志道义，则每进而上；志货利，则每趋而下。其端甚微，共效甚巨；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而已。人之所以孳孳而为者，志在故耳。志之为物，往而必达、图而必成。及其既达，则不可以返也；既成，则不可以改也。于是为舜者安享其为舜、为跖者纵自悔其为跖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诵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周、孔之教未闻有见诸行事者，岂少而习之、长而忘之与！毋亦诵周、孔而志不在周、孔也！志不在周、孔，则所志必货利矣；以志在货利之人而乘富贵之资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于心也，如种之播于地也；种粱菽则粱菽、种乌附则乌附矣。雨露之滋、培壅之力，各于所种以成效焉。粱菽成，则人赖以养；乌附成，则人被其毒。学不正志而勤其占毕、美其文辞以售于世，则所学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呜呼！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源、生人忧乐之本矣。且夫志在道义，未有不得乎道义者也，穷与达均得焉；志在货利，未必货利之果得也，而道义已坐失矣。孟子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是求无益于得也」。能审乎内与外之分、必得与不必得之数，可以定所志矣』。其「中庸论」略曰：『「中庸」云者，赞礼之极辞也。「中庸」书，礼之统论约说也。夫礼抑人之盛气、抗人之懦情，以就于中。天下之人质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为道裂。指礼之物而赞以坦易之辞，以究其说于至深、至大、至尽之地。所以坚守礼者之心，而统之一途也。由礼而后喜怒哀乐，皆可以中节；中节而后可以为「中庸」。故其言始之天命，以着从来；曰：「斯礼也，命与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极之彝伦典则，以表大业；曰：「斯礼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责，无之或二也」。要之，诚明以立本事；曰：「斯礼也，非明无以通微、非诚无以正隐，非所以为外也」。于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贤智者亦厌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书，所终继「六经」而鞭其后也。尽「六经」之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