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
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
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僊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
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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